样板戏台前幕后.docVIP

“样板戏”的台前幕后 一部戏好与不好，检验的唯一标准，是看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 1965年2月，中国京剧院副院长张东川和阿甲一起带《红灯记》剧组南下公演，在广州东风剧场和拥有5000个座位的中山纪念堂演出时，场内观众爆满，场外人头攒动。在深圳演出时，许多香港居民纷纷跑过罗湖桥一睹为快。 同年3月初，剧组挥师北上，在能容纳三四千个座位的上海人民大舞台连演42场，观众超过11万人次。一些买不到票的观众还给报纸写信，希望能得到一张说明书，以补向隅之憾。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在文章中回忆说：“在苏州，我亲眼看见观众们边看戏边流泪，有的自己的手绢湿了，又向爱人的口袋里掏手绢，许多观众说，真没想到京剧表演现代革命斗争生活能如此成功！” 毛泽东给《沙家浜》命名，给《红灯记》改词 京剧现代戏和其他剧种的改革创新，是一项庞大浩瀚的系统工程，决不是凭几个人一时冲动，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发挥很多人的聪明才智，经过长时间的艰苦不懈的努力，才能做好、做成功。 毛主席平时很喜欢京剧，对京剧如何演好现代戏也非常关心，并曾与京剧界人士专门就此进行了座谈。 1964年7月23日晚，毛主席在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他看得非常入神，看完后又与剧团编导和演员进行了座谈。在肯定了《芦》剧的同时也提出了几点意见： 一是剧中新四军的音乐形象不饱满，要鲜明地突出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 二是军民鱼水关系不够突出，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 三是芦荡火种结尾不合适。 原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毛主席认为，这样一来，结尾成了闹剧，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应该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 他对剧组同志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戏是两截，改起来不困难。不改，就这样演下去也可以，戏是好的。” 在谈到戏的名称时，毛主席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我看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在谈到京剧的唱词时，毛主席又说“京剧要有大唱段，老是散板、慢板会把人的胃口唱倒的”。想不到毛主席对京剧还这么有研究，大家暗自佩服。 1964年11月6日晚，毛主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了《红灯记》。戏演完后，毛主席走上台和大家亲切握手。当与袁世海握手时，毛主席问：“你这个鸠山演得很成功，跟谁学的？”袁世海急忙回答：“一个是导演的教导，一个是读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里面有日本人土肥原……” 毛主席听后笑了，并就戏中一个小的细节提出了修改意见，就是当戏演到李玉和要出门时，小铁梅说，“爹，外面天冷，您戴上围脖。”毛主席说：“围脖太普通化了，虽然是现代戏，但京剧还是要雅一点，围脖应改成围巾。”江青当时见毛主席对这个戏十分赞赏，连忙对主席说：“这个戏是我搞的。”不久江青又来到中国京剧院说：“《红灯记》主席通过了，你们到南方去一下吧，扩大影响。” 安徽、上海争抢李炳淑，官司打到中南海 《龙江颂》拍成了电影，收镜时，江青正在广州休养。听说片子出来了，她让我打电话叫国务院文化组成员狄福才、钱浩梁、刘庆棠赶快将片子送过来先睹为快。 三人带着样片乘飞机到了广州珠岛宾馆看片子，看完后江青一改往常爱挑剔的面孔，非常高兴，连连称赞。 没想到江青审片这么顺利，剧组人员大大松了一口气。而更令大家感到高兴的是毛主席对《龙江颂》的推崇。 在农村长大的毛主席对农村题材的作品尤其关注。然而，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已拍的几部样板戏却没有一部反映农村的，主席对此颇有微词。也正因此，《龙江颂》刚刚杀青，毛主席便急忙调看了电视转播，并大为赞赏，说：“这个戏很好，让水，不争水！龙江精神，这是共产主义风格！你们为五亿贫下中农演了一个好戏。我们国家将近六亿人口，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戏还只有你们《龙江颂》一个。” 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毛主席对剧本的修改也作了指示：“黄国忠（阶级敌人）不要代表一个，要代表一派……结尾不要庆丰收收场，要开打收场……”剧组便对全剧着手进行修改，但改来改去，六易其稿都觉得不对劲，最后只好还是回到“弘扬共产主义风格”这一主题，以庆丰收收场。毛主席在电视里连看了几次，对此也没说什么，这在样板戏的演出中也是不多见的。 毛主席对《龙江颂》情有独钟，对扮演江水英的李炳淑也是关怀备至。 1972年7月30日，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李炳淑突然接到毛主席身边的护士吴旭君传话：“毛主席请你今晚去见他。你参加完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侧门等着，有车来接你。”毛主席接见？李炳淑激动不已。实际上，她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与毛泽东当年的“留人之恩”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