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官文学的研究.docVIP

篇名 贬官文学总论 作者 肖红玉·江苏海安实验中学·高一十六班 吴瑕·江苏海安实验中学·高一十六班 李金鹏·江苏海安实验中学·高一十六班 朱沛瑶·江苏海安实验中学·高一十六班 前 言 中国的皇帝西南而坐，中国的贬官向西而行。脚步走向蛮荒，孤影赞负苍天。由此，便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贬官文学“。 “贬官文学”的研究 北宋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心境与前代类似处境的墨客骚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虽有贬谪的困苦、失意的牢骚，但却轻易不沮丧、不悲观、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宋代士大夫贬居期间的这种特殊心态，使他们即使被贬出京，依然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有心情去欣赏“江南”的佳丽风光。在抒发“世无知音”的苦闷时，其基调是对鸿雁振翼的遐想，词的格调因此也不会显得悲苦沉闷，而有一种向上的引发力。这是因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甚得皇帝尊宠，待遇优厚，政治环境宽松。像王禹偁这样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领导阶层，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何况，宽松的环境使他们敢于有所作为，皇帝的尊宠使他们勇于有所作为。 贬官士人在理想受挫后内心很容易就产生一种愤激的情绪。忠而被贬，贤而遭迁，许多贬官士人都是异常悲愤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哀郢》）历史、现实与人事，纠结攀援着难以化释的艰苦、不幸与灾难，令人不平则鸣，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由不得已而后言之，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屈原放逐，乃作《离骚》；贾谊被贬，作《吊屈》、《鵩鸟》诸赋；陈子昂作《登幽州台歌》，韩愈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莫不是愤激之作也。江淹《恨赋》写道：“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泪起。血下沾襟；亦复含酸茹叹，销落烟沉”。 贬官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遍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时常流露一种避世的淡泊情思。许多士人曾遭到多次或者长期的贬谪，有的竟然死于贬所，如著名文人张说、李邕、王昌龄、刘长卿、韩愈、苏轼、王禹偁等被贬都在两次以上；刘禹锡长期被贬在外，自云“二十三年弃置身”，苏轼则大半生都是在贬所度过的，60多岁的时候还被贬儋州（今海南）；上官仪、李峤、苏为导、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更是在流贬地赉志而没的。贬官士人的政治悲剧更激发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得一些人对功名逐渐淡漠，一切淡然处之，在优游山水中追求一份心灵的恬静。与之相对应的如苏东坡在《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中把归隐视为傲视独立的表现，把返归自然当作精神的慰藉和享受。贬官后的苏舜钦有沧浪亭，欧阳修有醉翁亭，苏轼有超然台，苏辙有喜雨亭，要情有所系也；白居易转向闲适诗，王维着意禅宗诗，陶渊明醉心田园诗，要心有所往也。 儒道的影响令贬官士人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者间痛苦徘徊。朝野两极的世界对一个现实中的士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进退裕如的人生道路，但对具有独立的精神追求的士人而言，则是一种两难的尴尬处境。于是两极化的世界成了历代士人们无法摆脱的矛盾和痛苦之源：当他们出仕时，感到的是宦海的险恶和不适意，但真正贬官了又会为不能出人头地而郁郁。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士人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由此而产生了士人们普遍的焦虑。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贬谪期间的文人，增加了接近人民、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们能更加真切地关注朝政、体恤民瘼。 贬官士人始终怀有心有不甘的痛苦。杜甫《旅夜书怀》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一语中的道破了所有贬官士人的心声：文学上的成名并非他们的本愿，官场上的失意却是他们终其一生耿耿于怀的遗憾。仕途困顿，心动情发，借语言作为工具进行述怀，是一种缓解内心压抑的无奈选择。其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秉性和欲凭借缚鸡之力廓清乾坤的性情很难改变，不愿意放弃自己对于天下国家和世道人心的的关怀，就无法忘怀世道人心，痛苦便无可解脱。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抚枕不能寝，振衣独长想、叹人生，哀乐转相寻，今犹昔。就是在那些栏杆拍遍、拔剑击柱的壮怀激烈里，也莫不伴随着一种茫然而又无可奈何的长叹息。白居易中年以后放弃早期为民请愿的拾遗风采走上道家的退隐之路，内心也是充满着矛盾的痛苦和煎熬，因为兼济是他的真正理想，独善只是他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退路。 贬官士人与生俱来的忧愁、忧患、忧愤和悲哀在得不到官场肯定的孤独中更加彰显。自古士悲秋，由于读书多，考虑的问题多，士人心中的积虑也多。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悲士不遇赋》里，对士人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的遭遇颇多感慨。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进亦忧退亦忧。长期的贬谪生涯，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折磨，常常会软化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