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后期从变通祖述到粉饰文治29.docVIP

元后期从变通祖述到粉饰文治 第一节皇庆延祐间汉法的再推行及其波折“崇文右儒” 　　由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武奋清宫”、“文参定策”的功迹，元武宗在即位的翌月朔旦，即立之为皇太子，面授金宝，又遣太尉丞相塔思不花持节授予玉册，并约定“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①。以后，武宗渐萌改储之心。至大三年，武宗身体不适，委托三宝奴召集亲信议更改储副事宜。三宝奴以叔侄相授难以凭信为理由，主张重立海山长子和世■为储君。这时，早已受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拉拢的康里脱脱慨然以“三宫协和”为己任，竭力反对违背前约，遂罢议。次年正月，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熬过四年潜龙蛰居的艰难时日，顺利继位，是为仁宗。 　　仁宗长年生活在汉地。从十岁左右起，就与海山一起在著名的师儒李孟辅导下学习儒学。海山镇北以后，李孟更成为仁宗早年朝夕不离的导师。大德年间起跟随仁宗的其他侍臣，除汉人儒士如陈颢、王结等人外，还有很多是色目、蒙古人。但他们大多数也都对汉文化和儒学有较多的了解和同情。仁宗被册立为皇太子以后，新入东宫的侍巨大多数是汉人，当时已以文名为天下知的姚燧，亦以七十岁高龄起为太子宾客。在这种崇文右儒的风气激荡下，仁宗的汉文化素养应明显地高于在他之前的元代诸帝。书法至少从两宋以来就被视为中原皇帝最重要的修养之一，仁宗有“御书除官制”传世，似是最早掌握了书法技艺的元朝皇帝。①作为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与武宗完全不同的君主，主持朝政伊始，仁宗即将武宗的施政方针完全否定。武宗死后两天，他就下令罢尚书省，“百司庶政，悉归中书”（《元史·文宗纪一》）。又过了四天，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诛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尚书省主要官员五人。尚书省的理财措施大多被汉儒看作是“回回法”。因此汉人对诛杀西域人三宝奴最感痛快。当时人作诗志喜，有“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富① 阎复：《皇太子册文》，《元文类》卷十；《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① 袁桷：《仁庙御书除官序》，《清容居士集》卷十七。按当时人的看法，“帝王德业虽不系乎书，然寸心之微，众欲攻之。不惑声色，则荒游畋。万机之暇，诚绝众欲。深宫静己，寓意于书。心正笔正，出治之源于是乎清矣”。足见书法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万乘之君正心诚意所必需的一种基本修养。见许有壬；《恭题伯颜奎章阁记赐本》，《至正集》卷七一。据传，南宋第二帝孝宗，以书法优秀才被高宗选为帝位继承人。是知将书法看成培养帝德的基本训练在当时是何等流行的观点。贵转头成鬼扑，奸谀到死带奴颜”等句，其矛头都针对着三宝奴②。三月，仁宗正式即位。即位诏中宣布：“除枢密院、御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旧制，其余诸衙门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启中书政务者，以违制论”；“至元三十年已后诸衙门改升韧设，并多余员数，非世祖皇帝之制者，从省台分拣，减并降罢”①。翌月，又下诏废至大银钞和至大铜钱，恢复中统钞的发行和使用。至此，武宗以“惟新”为核心的全部措置，几乎在两三个月内被扫荡干净。仁宗初执国政，确实取得了“风动天下”的表面效果②。 　　自从忽必烈之后，元朝诸帝的政治率以遵行世祖成宪为标榜。被仁宗斥为“辄意变更”祖制的至大年间钞币改革，在实行当初也曾被说成是“乃循旧典”的行动。仁宗对武宗朝政的批评，集中在变易至元、大德之政这一点上。实际上，尽管武宗时期选法混乱、机构膨胀，干扰了官僚政治的有效运转和正常机能，但在其他方面，它并没有触动忽必烈遗规的基本格局。真正在一些更带有根本性的方面企图改变忽必烈汉、蒙、回回法相参用的统治体制的，倒是仁宗自己。不过这些作法深合儒臣和一部分汉化较深的蒙古、色目官僚们的心意，所以不但不受谴责，且多被美化成为“兴滞补阙”的创设。前期汉法的再推行仁宗前期汉法的再推行，主要围绕两个侧重点开展。一是力图抑制诸王贵戚们基于草原分封制而获得的权益，进一步加强皇权；二是想用儒术澄清吏治，强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运作程序。至大四年冬，诏罢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皇庆二年（1313）四月，废除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的旧制，以流官任之；诸王位下所辟降为副达鲁花赤。有鉴于武宗以镇北亲王的军权夺取帝位，仁宗遂命驸马丑汉出总北军，加封为安远王；对居庸关的军事守备亦显著加强。这些措施，应当含有暗中防范业已镇北多年的晋王势力坐大的用心。至于澄清吏治的关键环节，则是严禁近侍干政，整顿选法，登用儒士。至大四年七月诏谕省臣：“朕前戒近臣毋辄以文记传旨中书。自今敢有犯者，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元史·文宗纪一》）延祐元年（1314）六月，敕内侍自今只授中官，不畀文阶。十月，又敕由吏入仕者，晋官止于从七品。也就在这一年，元朝举行了实行科举制度后的第一次乡试。与他之前诸帝相比，仁宗用儒抑吏的倾向可以说是至为鲜明。 　　② 刘壎：《三宝奴伏诛》，《水云村泯稿》卷五；尹廷高：《三宝奴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