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闻传播专业通识教育的思考和探索.doc

对新闻传播专业通识教育的思考和探索 ——兼对梅贻琦先生《大学一解》的解读 田 中 阳 当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之风对学术和高校侵袭严重的时候，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患也就自然加深了。权力本位和金钱本位使教育精神和教育文化严重异化，“官学商”一体化使学术粗俗，弄虚作假，使教育不幸蒙羞。在假大空肆虐学术和高校的时候，不但见不到大师诞生的迹象，就连要找到八、九十年代那样素质的学生，似乎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了。学习蔡元培、胡适、梅贻琦那些老前辈的教育教学思想，应成为今天我们寻找大学目标，弘扬大学精神，坚持大学本位的必要功课。下面我仅结合对梅贻琦先生《大学一解》一文的解读，就新闻传播专业的通识教育问题谈点粗浅的体会。 新闻传播学科在我国还是一个不十分成熟的学科，人们对它的学科特点并不是认识得很清楚，所以就很难按照它的特点来科学地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设定施教方式了。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新闻传播专业的知识结构怎样才是最合理的。新闻传播学界对此讨论甚多，提出的口号也多，诸如“厚基础、宽口径”、“文理工渗透”等等，但真正施行、并拿出有说服力的例证的并没有。作为反证的是，传媒更乐意进中文的、历史的、法律的、经济的、甚至理工农医等学科的学生。这就说明目前新闻传播专业的知识结构设置有问题，不很符合新闻传播业对人才的要求。而从新闻史上看，凡是成为大师级的人，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鲁迅、邹韬奋、范长江、邓拓等等，都是在文史哲领域有大建树的文化巨子，而新闻方面的事功大多还是他们的“副业”，但正是他们“主业”的辉煌决定了他们这一“副业”的不同凡响。 历史和现实都在质疑我们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教学内容和方式的合理性。有一点可以下结论，就是新闻传播学科是典型的“功夫在诗外”的学科，只学习新闻传播是不可能成为新闻传播的人才、尤其是大人才的。尽管其他学科也强调“功夫在诗外”，但新闻传播学科表现得更为突显。因而，通识教育就成为新闻传播学科教育教学首要的问题，研究其规律，成为这一学科执教者首要的任务。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见《清华学报》〈自然科学版〉13卷1期，1941年6月）中对通、专关系作过十分精湛的分析论述，至今仍不乏指导意义。他说：“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他认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他进一步分析说：“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於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於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梅先生六十九年前的观点也是教育史和学术史上许多大师的共识，钱学森在他90多岁高龄所发表的《中国大学为何创新力不足》（2009年11月7日《文汇报》）一文中以他的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一观点，他说他科学上的成功得力于他艺术上的修养，“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工验证。”其实，中国传统教育就是一种通识教育，梅先生的《大学一解》就是扣住《大学》“开章明义之数语”立论的，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孔子所教的“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文学、政事就是通识教育。新闻史上凡有大成就者莫不是通“一以贯之之道”、“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的学人。范长江曾考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乡村行政系，后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与《塞上行》之所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首先就得力于他的战略眼光和哲理思维。他对中国大西北战略意义的认识，他对开发建设大西北对于未来中华民族命运的思考，都为后来的历史所印证。邹韬奋先学工科，后学文科，尤爱文学和历史，他不仅是杰出的新闻记者和政论家，还是杰出的出版家，熟谙经营管理。他的报刊定位之准，与大众关系之密切，生存历史之长久，在中国新闻史上都堪称样板，这与邹韬奋懂技术、善经营是密切相关的。 通识教育是大学本科基本的任务，这似乎已无争议，但要具体操作却十分不易。首先，在学科专业越来越细分的当下，通、专关系的处理越来越棘手；其次，功利性的社会用人机制只认专不认通，录用的是要求上手快的人才；再次，各专业知识结构和培养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