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与人现代化.docVIP

然而，政治、经济的改革并未能铲除人们一系列封闭、愚昧和陈腐的封建意识，并未能形成包容现代化的良好文化环境，中国人的现代化水平仍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具体表现在现代化建设中，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庞大而整体素质不高，没有形成一支大规模的现代职业人队伍，由此造成了中国生产的大路产品和低档产品偏多，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中国只能是世界的“加工厂”，无法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创造业大国的升级。几代人为之抛头颅、撒热血的现代化中国还是蓝图，未能实现。 影响中国人现代化的因素很多，例如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传统等等，但最为重要的是教育，教育是人的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英格尔斯等人进行的测试表明，在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中，具有现代性特质的人平均比例是 1396，而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中，具有现代性特质的人平均比例是 4996，这十分有力地说明了教育对个人现代化有直接的独立的贡献。[2]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在中东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他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记载说：当地居民假设自己是国家总理，或者是政府中的一名负责官员，然后发表对于解决国家问题的看法，结果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所处的国家（地区）较发达，受教育较多的人，他们比较愿意对这一假设情况下的问题谈自己的见解。[3]这说明，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其它促进人的现代化因素所起的作用还很有限的情况下，教育对人的现代化所起的作用就会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随着劳动分工日益精专化，人的现代化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职业的形成和发展，并且通过职业与社会、他人建立密切关系。从事某种职业成为人重要的社会化途径之一，职业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为现代人的规定性。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教育培养人的现代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培养符合一定社会和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职业人。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化大生产联系最密切的教育渠道，是培养现代职业人的主力军。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曾指出，职业教育培养的首先应该是一个“现代职业人”，他们既要有“能耐”，还要有“道德”，同时，还要有一定的人文社科知识，清楚自己所学的、 所用的对整个社会、对人类到底有多大贡献。[4] 因此，职业院校学生的现代化现状如何， 能否成为现代职业人，不仅关系着其自身的发展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也会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职业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晚，发展不快，加之受到普通教育的影响过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适应生产一线的需要。因此，过去学术界对职业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将对学生的培养由“学历本位”向“能力本位”发展，提倡要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实践操作能力。在此基础上，德国的“双元制”、美国的“合作教育”、日本的“产学合作”等国外职业教育的成功范例被纷纷介绍入中国，对推动国内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进入 21 世纪，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许多职业教育工作者都认识到仅注重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远远不够，学生人文素质对现代化大生产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因此，学术界对职业教育的研究由“能力本位”向“人格本位”发展。提倡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应该说，这是认识上的一次大进步，它不仅摆脱了以往职业教育“工具论”的影响，也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精神。稍显不足的是，现阶段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学生的心理健康、学习能力、思想品德等教育界的大众化问题，而职业教育的“职业”特色并没有体现出来。一些研究者虽然也从职业教育出发，但也仅限于研究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价值观等局部问题，缺乏对学生整体职业素质的研究。 西方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韦伯（1864—1920），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于新教徒的描述，可以看作是他对“现代人”的一种概括。[5]韦伯之后，最为著名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阿列克斯·英格尔斯为首进行的人的现代化大型跨国调查研究。这项研究从微观层面入手，以社会系统中的普通个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在 60 年代，对 6 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 6000 多人作了深入调查，发表了《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迈向现代化》（或《成为现代人》）等著作，对现代人的特征、形成原因和条件等问题作了社会学的开创性研究，提出了许多精髓见解。除此之外，卡尔（Kahl）、多布（M·Dobb）等学者对人的现代化进行了实地测量与研究。这些工作都对人的现代化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国内学术界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也不多，主要有：《中国民族性》（沙莲香，1989，1990）、《现代中国人》（武斌，1991）、《国民素质忧思录》（解思忠，1997）、《中国人的现代化》（叶南客，1998），它们大部分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作品，大多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