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坚持的两个原则.docVIP

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坚持的两个原则 唐正东 通过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与交流来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这已成为学界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这一理论努力事实上也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这是有日共睹的。但客观地说，就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而言，不管是在哲学理念的引入方面，还是在哲学概念的借鉴方面，从前者“流”向后者的居多，而真正在两者之间发生“交”互流动的，则不是很多。这种只“流”而不“交”的现象，应该能使我们意识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原则进行反思是很有必要的。我以为，“具体历史性”与“当下中国性”是我们在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应该，y持的两个原则。 首先来看看“具体历史性”原则。有论者说，马克思哲学也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部分，因而在问题域及哲学路径等方面应该是相通的。我以为，此观点尚有进一步商榷之处。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其问题域及哲学路径等均有较大幅度的转换，每一位西方哲学家的观点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语境。了解并解读这些历史语境，而不是仅仅从学科内部的问题c}r,系中来理解西方哲学观点的演变历程，对于我们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特点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知道，自近代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它所反对的是过去的哲学对非日常生活、即由至善至高的理性所决定的生活秩序的肯定。在古代和中世纪阶段，哲学之所以要面向至高的实体性理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的农业文明阶段，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事实上还无法越出外在自然秩序的决定性。至高的实体性理性不仅决定了客观世界的逻辑，而且还决定着人的意义诉求的逻辑。因此，哲学家所能做的只是对这种永恒的、至高的实体性理性的沉思，在人的意义诉求方面，也只能是对完善、审慎的公民生活的倡导。至于日常生活层面的物质生产、消费、婚姻、家庭等内容，自然是不可能浮现在此时哲学家的视域中的。而所有的这一切都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被打破了。工业文明凸显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由此带来的是世界观的根本改变。不管是客观世界还是人的意义世界，都不再被视为一种由他者所决定的世界，相反，它们被认为是可以被分析的对象。照理说，沿着这一理论线索走下去，客观的自然世界和人的生活世界就都可以被加以客观的分析了，可事情却并非如此。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哲学线索中，哲学的指向转到了对普全数理模式的发端点的研究上面。自此，自我便作为绝对的本原，以理论理性的姿态踏上了自身认识的道路。但在黑格尔之前，这种建立在内在心灵和外在实在的一分法基础上的关于我们自身存在的意识，显然与由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全面胜利的幻像相呼应。其间，虽然经历了像康德这样的思想家对主体认识能力设定界限的重要转折，但真正在这方面做出成就的还是黑格尔。 黑格尔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张力，看到了市民社会的成就(这使他与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区别了开来)，同时也看到了它必然会被提升到像国家这样的具体总体性的层面C面对市民社会的必然被扬弃性，黑格尔事实上无力找到现实社会结构层面上的发展规律性。因此，他只能转而站在彻底的先验哲学的层面上，通过思考纯粹思想的必然结构，来思考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那个整体的必然结构与发展逻辑。这样一来，尽管黑格尔运用辩证法的力量激发出了主体与客观、实在与现象、个体与社会等要素之间的内在张力，但他的整个哲学依然囿于关于我们的自身存在的意识的层面上，他与主客一元论者的区别只在于:黑格尔克服了康德的不彻底性，把关于我们自身存在的意识提升到了对我们的充分必要条件和内涵的意识上来。正如美国学者库尔泊所指出的，“在黑格尔看来，我们被包含在一个我们能够去认识的整体之中;我们不可能置身其外。我们并不要求精神的存在;当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存身于其中的整个背景域时，我们就看到它了。意识到那个背景域并不是指去进行经验考察，而是说要意识到我们思想的可能性条件。而且，我们还应认识到，它是精神运动的一个部分。”(库尔泊，第143页)至于上述这种“我们思想的可能性条件”之间的历史发展是如何进行的问题，黑格尔只能诉诸于神秘的逻辑学约定了。而在现实实践层面，黑格尔实际上没有找到解决市民社会之不良经济后果的办法，他寄希望于抽象的未来行动。所以，当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时，他是非常深刻的。 到马克思从事哲学研究的时代，现实社会生活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的哲学努力必然指向对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而决不可能像哈贝马斯所说的“只需改变一下现代哲学模式的重心”。马克思的哲学所要做的是如何在现实社会历史的维度上解读人的劳动这一客观事实的本质内涵及其所具有的历史效应，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把劳动概念所具有的目的——工具理性维度与劳动异化概念所具有的道德批判维度机械地糕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