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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的法律适用实践与解读 　　在我国，国际投资条约仲裁是一个新术语，对它的表述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一，投资条约仲裁（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其二，以条约为基础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in-vestor-state treaty-based arbitration）或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treaty-based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其三，投资者与国家间条约仲裁（investor-state treaty arbitra-tion）。这三种表述方式繁简不一，但含义是相同的，都是指投资者基于东道国与投资者所属国签署的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条约中的仲裁条款对东道国提起的仲裁。对于私人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争端，投资者除了在符合《华盛顿公约》规定的条件下提交“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或ICSID）之外，有时也将投资争端提交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庭解决。 　　在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的法律适用问题，即适用什么样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有学者认为，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法律（实体法）适用问题是最为重要，同时也是争执最大、最为混乱的一个问题（周成新，1989:207）。《华盛顿公约》第42条规定了仲裁庭在解决私人与国家间投资争端时应适用的法律，《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及一些着名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也都规定了仲裁庭解决争端时应适用的准据法。尤其是在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国际投资条约本身又可能规定有法律适用条款，这些因素使得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的法律适用问题变得异常复杂。 　　一、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的法律适用实践 　　 　　（一）国际投资条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适用 　　1.国际投资条约的适用 　　在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国际投资条约是主要的法律渊源。国际投资条约赋予投资者提起仲裁的权利来保护投资者根据国际投资条约所享有的利益。因此，当缔约一方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发生投资争端时，毫无疑问国际投资条约是主要的法律渊源。但是，在国际投资条约中，一般规定的都是东道国的义务，例如对投资提供最惠国待遇、公平与公正待遇、国有化或征收及其补偿标准等，国际投资条约并未穷尽国际投资的所有问题。因此，当缔约一方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发生投资争端时，仍需要其他的法律规则进行补充。例如，在一些双边投资协定中规定的“更优惠条款”,规定当缔约一方的国内法或国际法对投资者的待遇比本协定更优惠时，则适用该国内法或国际法。 　　在仲裁实践中，仲裁庭也多次强调国际投资条约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在AAPL v.Sri Lanka案中，仲裁庭认定在基于BIT而提起的仲裁中，BIT提供了最重要的法律适用的渊源。但是，在该案中，仲裁庭接着论述到：“双边投资协定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法律体系，它应该在一个更广泛的体系内适用，在这个体系内，其他的法律渊源或被合并适用，或被补充适用，而不论其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又如在Wena案中，仲裁庭也强调了国际投资条约需要其他法律渊源的补充。在该案中，仲裁庭首先指出，由于本案申诉方指控埃及政府违反了双边投资协定。因此，双边投资协定是适用法律的主要渊源，但因该双边投资协定只有13个条款，仅7页，因此，埃及国内法和国际法应同时适用。 　　2.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适用 　　在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除了适用国际投资条约（其无疑属于国际法），也经常会适用到其他的国际法规则。例如，适用国际法来判定东道国的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投资条约的规定。虽然在国际投资争议解决过程中，在第一阶段，例如判定投资是否存在、投资的范围、政府对国际投资的保证、政府的措施等问题，需要适用东道国国内法。但在第二阶段，仍需要适用国际投资条约和有关国际法规则来判定。例如，适用有关国际法来判定东道国是否违反国际投资条约，以及是否会引起相应的国家责任。因为国际投资条约是国际条约的一种，属于国际公法的调整范围。并且，国内法不能用来判断东道国的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条约的规定。《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也明确规定：“条约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作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 　　在MTD v.Chile案，仲裁庭指出：“双方同意基于双边投资协定提起仲裁，而双边投资协定是国际条约，因此，这就要求仲裁庭适用国际法。……东道国是否违反国际法的义务将适用国际法来判定。”也有一些学者指出，这代表了一种趋势，即在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争议不仅要适用国际投资条约本身，而且应适用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和规则（P.Weil,（2005:401）。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国际投资条约和习惯国际法被吸收到某些国家国内法中，并且其地位要高于国内法。因此，在国际投资争议仲裁中，即使适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