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解放以后.docVIP

北京城市解放以后，在市政府的组织下，市公安局对全市人口进行了粗略调查，以当时的北京第十六区（即北京西郊，1952年成为京西矿区）为例来看，十六区地处北京市郊区，是受到战争破坏严重的地区之一。经过调查，区内贫民无法生活的约“占总人数的21.5％”。［2］或许这个统计数字比较粗略，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统计，当时全市人口约2 004 807人，其中失业、无业人口有40万—50万，约占20％。这两个数字互相印证，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一时期北京城市贫民的大概数量约占全市人口的20％左右。贫困程度也是衡量贫困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对城市贫困居民的调查，很多人不给予救助就无法生活下去。例如，北京“福长街二条，一家有六七十岁的老两口，老头病着，专靠老婆讨饭为生，讨多少就吃多少，要不到只有饿肚子”；“在同一胡同内又有一家有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只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每天捡煤外，别无可做，终日不得一饱”。　　　很多无法维持生活的城市贫民“是摆小摊贩卖零食的、手工业工人、蹬三轮、开小店、理发等为业，还有一部分是推排子车的，拉洋车出卖零星苦力、耍手艺（匠人）、贩菜、卖报、拾箪、捡煤、变戏法、唱大鼓、耍马戏的，大部分都是过着很贫困的日子，有的因失业终日不得一饱，或因无生产条件，生活无着落而乞食者”。以三轮车夫为例，三轮车夫多数是收入低廉、生活困窘的城市贫民。据统计，北京“三轮工人，原每日收入平均在两万元（旧币）左右”，“现在每日收入平均下降一半，原来收入就少的，只能拉到两三千元（旧币），交了车租，就吃不上饭”。　　无法维持生活的城市贫民中不断有人选择自杀的道路。1950年，北京“7、8月份调查城区7个区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有13件”，［6］贫穷、失业、疾病等等问题无法解决，使很多人的生活陷入困境。1952年统计，城市中因贫困而自杀的人数呈有增无减之势，1952年2月—6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城市因无法维持生活而选择自杀的人数达到97人。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非官方统计，并不全面。从下面统计列表中还可以看出，因生活困难选择自杀的人，占较大比重的是家庭妇女、无业人员、农民、小贩和工人，而受到政治冲击自杀的人数反而不多。 　 　　注：表中债务逼迫系指小贩资本和因生活借债而言。 　　这一时期，在北京城市中挣扎在贫困生死线上的家庭究竟有多少，并没有一个全面的统计数字，但是，从这些让人动容的材料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形势的严峻性。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中所面临的贫困状况，不仅关系城市贫民的生存，而且影响着社会秩序的稳定，能否有效地缓解贫困，稳定社会，也是对新政权的一个严峻考验。 　一般情况下，救助贫民生活的措施有很多种，例如生活救助、失业救助、以工代赈等，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城市贫民的生活救助内容。生活救助的主要形式是临时生活救助和定期生活救助，也有作为补充形式的救助方法，例如，冬令救济、修房补助、医疗救助，以及邻里之间、居委会内部的互帮互助等等。这些措施，从实际出发解决了城市贫民生活中的诸多困难。 1.临时生活救助，是指国家对暂时陷入贫困的居民及其家庭给予短期的救助，有临时性与非连续性的特征。临时生活救助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被救助人员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救助措施和救助力度。以北京市为视角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临时生活救助形式与内容都比较丰富，而且切实有效地解决了居民生活的困难。 北京市解放之初曾对城市贫民实施了急赈。急赈，是临时救助的一种方式。北京市规定，对“贫苦之军干烈属；没有生产能力、借贷无门的贫苦孤寡、一般失业的独立劳动者、在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灾害而无法生活者……”，都给予急赈。急赈的标准由各区具体掌握，通过呈报名单、调查审核属实后，统一发给救助粮食。一般标准为每户每人发粮25斤……对于老而无劳动力的按月救济，每月每户一人发30斤。这种紧急的救济措施，在当时情况下对恢复北京城市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新中国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临时生活救助也向着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北京市于1950年成立了临时救济工作办公室，对临时救助工作制订了具体规范与标准。根据调查，北京市规定临时救助发放的主要对象，“一是有劳动力无正常收入无法继续生活的贫苦市民；二是因亏本无法继续经营而生活困难的小商贩、小手工业者；三为特殊灾害如天气变化或生、死、病等情况，致使生活发生暂时困难的贫苦市民。”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临时生活救助的主要对象有了明确的分类。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