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晋文论.ppt

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 这完全是对儒家人伦之道的赞美。 这样，刘勰从“天地之道”自然产生“天地之文”，说到“人道”“人伦”也自然产生“人文”；“人文”是“人道”的寄托和显现，所以贵文、崇文就是推崇人道。这是刘勰要“雕龙”于“文心”的深远的人文依据，这也使全书体现出浓厚的人文色彩。 元人钱惟善《文心雕龙序》说：“自孔子没，由汉以降，老佛之说兴，学者日趋於异端，圣人之道不行，而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固自若也。当二家滥觞横流之际，孰能排而斥之？苟知以道为原，以经为宗，以圣为徵，而立言著书，其亦庶几可取乎？呜呼，此《文心雕龙》所由述也。” 佛老之盛，将靡民财而弊民生。《程器》篇：“雕而不器，贞干谁则？”刘勰要在“文”的领域为整个社会群体树立“贞干”。这种关注现实人生的情怀，只有从儒家思想中才能获取最强大的动力和支持。 所以，我们认为，刘勰之“道”，正是儒家关注现实人生之道，不是佛老出世无为之道。 纪评、范注的解释可取。 第四节 钟嵘和《诗品》 一、钟嵘及《诗品》简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 二、设“品第”、显“优劣”的批评意识 钟嵘《诗品》是有感而作的，他反思了魏晋以来诗歌批评方面存在的问题：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陟《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或者是主观随意，“准的无依”，或者是“不显优劣”，“曾无品第”。二者都不是理想的诗歌批评。钟嵘即纠此二弊，找出“准的”，“辨彰清浊，掎摭病利”。他的“准的”就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钟嵘的批评标准包含两个方面：从思想、情感来说，要求饱满、充实，有力度。从辞采的角度说，要求语言雕润，赏心悦目。 三、以“直寻”为核心的文学思想 1、诗歌本质论 诗歌的本质是表现人的真实情感。 钟嵘强调“怨”情。 材料见教材P129 2、“自然英旨”为最高美学原则 主张诗歌自由抒情，表达清新流畅，反对堆砌典故，刻意合于声律。 提出“即目”“直寻”的创作方法。 材料见教材P131 3、滋味说和兴比赋 钟嵘把“滋味”作为五言诗的重要艺术特征：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 钟嵘把“滋味”作为衡量作品的重要尺度，使之成为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 有“滋味”，又在于五言诗具有“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的特点。这种特点，具体来讲，就是能够充分地抒发情感，生动地表现景物，在诗歌的形象性、情感性方面，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滋味”是对这样地诗歌给人带来地审美享受地形象概括。 对具体诗家、诗作的品评，钟嵘就是持此尺度衡量之。如评张协：“调采葱菁，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评阮籍《咏怀》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对玄言诗评价很低，即在它们“淡乎寡味”。 为了达到这种艺术高度，钟嵘特别解释了兴、比、赋，把“兴”提到了突出地位置：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 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 钟嵘解释“兴”，和郑玄不同，他在此更注重“兴”的艺术功能：构筑某个间接的、极具暗示意味的艺术形象，借此形象，以触动接受者的情感体验，以达到余音缭绕、回味无穷的效果。 这是八种基本状态。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八体”可以做多向度的变化，从而使得文章风格千姿百态。 “吐纳英华，莫非情性 。”文体既然和性情密切相关，则提高文章品位，最好从提高性情品位入手。 刘勰将“性情” 的内容具体分为四个因素：才、气、学、习： “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 前两者是先天的，后两者是后天的：“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这四者的不同，是造就文体多变的根本原因。 刘勰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