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语言诞生的史蒂夫.doc

史蒂夫·考夫曼，63岁，加拿大人，一个“语言家”。他在《牛津字典》里选择了第一种注释：会说一门以上语言的人。他会说10种语言，从17岁学习第一门外语——法语开始，他在40多年的时间里游历了许多国家，陆续学了西班牙语、汉语（包括广东方言）、日语、意大利语、德语、瑞典语、韩语、俄语。他说，学习一门新的外语，就像遭遇一个新的情人，你对她神魂颠倒，日夜牵挂，爱上有关她的一切——语音、节奏、单词、短语、文学、音乐、文化...现在，俄语是他的新情人。两年前，他开始学习第一个俄文单词，没有老师，也没参加任何课程，现在他能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文小说，看俄国报纸，听俄国自由广播的节目，不过他认为自己口语还未过关，至少还需要半年的时间。俄国和格鲁吉亚找战，他整日泡在俄文论坛上，从一个俄国人的立场听一个俄国人的想法，觉得是莫大的享受。????????“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语言家。”史蒂夫说。虽然满头白发，但他的热情是青年式的，极具感染力，汉语的流利程度更令人震惊。其实，他每年讲汉语的机会不超过5次，而初学汉语已是40年前的事情。当时他作为加拿大商贸团的代表派驻香港地区1年，中国大陆正在“文革”的漩涡中，他在广东话的语境中学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此后，他去日本做外交官，遇上了新情人——日语，此间9年没有碰过汉语。????????对于我的不可置信，他并不感到恭维，而认为是一种“迷思”——关于语言的迷思。语言是一个人天生的能力，除非先天残疾，每个人都具备掌握第二、第三，甚至第九门语言的能力，只要你能找到一种方式将这种潜能释放出来。“最好的办法是回归到儿童的状态。”他说，“一个儿童学语言，没有规则和语法，他们只是听，消极地观察，一年，两年，一个一个单词和短语的积累，直到他们觉得准备好了，舒服的时候才开口说话。他们不怕犯错。”????????他十分反感传统的语言教育方式，尤其是以语法为基础的教法，在他看来不仅焚琴煮鹤，而且效率极差。它不是激发人们学外语的举，而是消灭他们的热情。不久前，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该地区30％法语居民，70％英语居民）的一项调查发现，该地英语学校在12年里每天有30分钟的法语课程，但毕业时会讲中等法语口语的学生只有0.68％“12年的时间，全是浪费，为什么？”他说，“因为没兴趣。”????????在2007年出版的新书《成为语言家》中，他用中国古人庄子和惠子的一段对话开始叙述他长达40多年的“语言奥德赛”。????????惠子对庄子说：我家有株老树，主干臃肿，枝干曲曲弯弯，不合木工需要，毫无用处，长在路旁，过往木匠谁也不愿看一眼。????????庄子回答说：何不将它种在广袤的旷野，不加伤害，任其蓬勃，逍遥自在，既可美化环境，又令人身心愉悦？?????? “学语言就应该像那棵老树，不求形式上的完美，而在于独立的个性。不勉强接受旁人强加的规矩，而根据自然的愿望、自然的兴趣和好奇心，利用周围的资源自然地生长。期间必然有很多的训练，但必须是有乐趣的训练。因为喜欢，所以继续；因为继续，逐渐习惯，从而能自然地使用语言。”?????? “会很多种语言，其实一点都不神秘，与天才无关，而只在于兴趣、交流的代名词和不断啬的自信。”自从学会第一门外语——法语后，他就相信自己能学会任何一种语言。为此，他一直感激大学时代的一个法语外教，因为外教将法国文化说得如此妙趣横生，第一次点燃了他对于法语近乎狂热的饥渴感。在此之前，他在学校学了10年法语，却几乎不能表达什么。?????? “学语言必须多听多读，持续地输入，强度越大结果越好。但是，只有当你怀抱一种坠入爱河的心情，才能真正学好一门外语。”当年他在香港学中文的时候，几乎是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整日沉浸在中国的声音和气味里。他像中国人一样在街角吃廉价的面条，也进酒楼享受奢侈的粤菜，喝茅台。只要不出门，他就整天待在巨大的录音机旁边听普通话的磁带，从早到晚听着，早已滚瓜烂熟的内容仍然听之不倦，他发现这是学语言最有效的方法。他听侯宝林的相声，也听京剧，京剧的音乐很刺激他关于古老中国的想象。他读《骆驼祥子》，很多字不认识，但并不妨碍他体会那个时代的气氛——军阀混战、殖民地的屈辱、对日本侵略的压抑和愤怒。在老舍的笔下，在剧烈变动的社会里，内外的忧患中，中国老百姓的挣扎很真实，他们的感情是活的。他一直喜欢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我至今记得鲁迅的《孔乙已》，想象着南方小镇的那个小酒馆，假如那时候去中国，坐在那里，与孔乙已一起喝黄酒，吃茴香豆，聊一聊，该是什么感觉？”????????这种异国情调的想象，是他学习很多语言的第一动机。就像他22岁那年动身前往香港时，想象里的香港是一个白墙黑瓦，桃红柳绿的水乡。在《成为语言家》中，他生动描述了到达香港前，一路辗转游历半个地球的经历：富丽堂皇的罗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