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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左忽右的俄罗斯农村改革 秦晖 在特权利益驱动下，1861年后的俄罗斯变革进程一直有我称之为“尺蠖效应”的特点，即一忽儿“自由化”，一忽儿又束缚化，但不管自由还是束缚都是为了权贵而折腾农民。　　1861年改革是“自由化”，但却只是家长割走了一半家产“自由”而去，“子弟”们仍然被困在“大家庭”中，剩下的土地仍然属于农村公社，不归农民私有，也就是说这“产权明晰”的改革只是把产权“明晰”给了权贵，而坚决不给农民。但是农村公社剩下的土地却因割地变少了，农民能够使用的“份地”也少了，而农民还必须为这些变少了的土地支付赎金，因为权贵们觉得这就便宜这些前“农奴”了：他们本来什么都没有，如今他们白得了“自由”而不用赎身，难道叫他们赎地都不行而农民不但要交赎金，由于份地变少他们还不得不把如今成为私产的“割地”再租来种，因此又要付出租金，你说他们对这种“改革”怎么能不窝火 　　但是统治者虽通过改革把部分土地从村社中“自由”出来交给了权贵，却并不想放弃那“放一群牲口总比一头一头地放要省事”或者“节省国家交易成本”的好处，而且他们也害怕农民大量外出谋生给“国家”添乱(就像吕新雨那样担心城里出现“贫民窟”)，所以不久就觉得1861年改革太“自由化”了。1880年代俄国进入了所谓“反改革时期”，各种“自由”政策开始收缩，“俄国人民历史古董的鉴赏家们”大力强化“集体主义”，宣称公社是俄国文化的宝贝，“侵犯村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于是更严厉地禁止农民转让份地、防止变相“私有”(这好像也是吕新雨先生现今的主张)，严禁农民退社，促进“政社合一”……但再“保守”的政策也不妨碍“权贵私有化”。即便在“反改革”的最高峰时期，权贵的割地也并不被要求归还村社。“集体主义”的紧箍咒只对农民念，而“自由化”的好处只给权贵享。无论政策向“左”向“右”，这个怪圈似乎很难突破。　　无怪乎对这种“尺蠖效应”，农民(和公正的社会舆论)的反应必然是“反尺蠖”式的：统治者“改革”时农民显得很“保守”，而统治者“保守”时农民却渴望并追求改革。杨震先生大肆宣传俄国农民和社会舆论的保守，以反衬斯托雷平这“孤独的改革英雄”之伟大，但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末，俄国农民、社会批判舆论和反对派思潮中“反村社”情绪都是主流，而鼓吹村社的传统民粹主义的社会影响这时却跌入谷底。我们的书中对此有详尽的介绍。这里只想指出：斯托雷平当然是个有见识的改革家(改革公平与否另说)，但是当时改革潮流之形成，根本原因还是社会逼迫统治者改弦易辙，而不是相反。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统治者的政策又开始朝“改革”方向摆。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俄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即宪政进程这时开始有进展，而宪政的实质是各种不同利益诉求可以以代议制形式得到法治规范下的博弈平台。这样，“是否分家”之争与“如何分家”之争都活跃起来，尤其是后者更第一次凸显。“劳动团一百零四人议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个议案要求以“土地国有化”来没收“地主”土地，实质上就是要求“收回割地”。而由于上述事实，对“割地”的非正义性当时社会上有相当的共识。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同情这一诉求的原因。当然他们也担心这个议案手段过于激进，方向上可能偏离经济自由原则，所以立宪民主党只赞成土地“部分国有化”，实质上就是要把土改的范围明确限定为收回割地，而不能任意扩大，同时不主张无偿没收，而主张由国家以规定价格强制赎买，即类似于国民党后来在台湾搞的那种“和平土改”。对此今人当然也可以议论其当否。但像杨震那样把它说成是“用一切手段挑拨官民矛盾”，这除了证明他不知史实却只想“用一切手段”维护特权利益，还能说明什么 　　显然，立宪民主党的主张与劳动团有分歧，但也有契合点。该党在整个1905-1907年民主运动中能够起主导作用，不能不说是由于他们这种在公正的基础上走向自由的立场。当时连列宁也不无嫉妒地说：只有“立宪民主党人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这可以说是俄国自由主义运动的黄金时代，与后来1917年革命时自由主义完全被边缘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土地国有化”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它“反对分家”吗关键就在于这土地收回来以后怎么处置在这一点上，劳动团议案实际上是含糊其辞，也许这些原来并不相识的农民代表自己也并未统一意见，社会各派对此更是理解各异。　　但有趣的是，这个议案根本没有提到农村公社。这就使它与当时典型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主张形成鲜明对比。今人可能不知道，俄语中“社会”与1861年后农村公社的法定称谓(сельское обшество，即“乡村社会”)是同一个词，“社会化”实际就是“村社化”。因此社会革命党当然是反对“分家”的。他们对劳动团议案很不满，指责它“将会否定村社使用土地的根本原则”，说它在这一点上与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一模一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