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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探究 　　一、问题的由来 　　近些年来，我国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食品与药品安全等问题多有发生，社会后果严重，波及面广，受损人数众多，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令人触目惊心，民事公益诉讼的开展日益重要。实践中，有少数热心公益的人士(当然不排除那些“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者)不计得失、不计后果、不计荣辱而起诉的壮举;也有一些公益组织不畏险阻、不畏权贵而起诉的表率;更有一些环保等行政主管机关以大局为重而起诉的典范。这些诉讼尽管值得肯定，但却收效甚微，多数因囿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原告资格要求而被法院拒之门外，即便有的被受理乃至最终胜诉，也是历尽艰辛，与愈演愈烈的社会公害相比根本微不足道。 　　伴随上述努力，各地检察机关基于国家法律监督者的宪法定位，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维护者的不二人选，尤其是在地方党政机关的支持下，在同级法院的协同下，各地检察机关“在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绝大部分获得了胜诉，比例约为90%”［1］286－287。至今，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甚至还形成了地方性、规范性的条例。2003年，河南省检察院下发了《关于支持、提起公益诉讼的若干意见》。2004年，福建石狮检察院和法院联席会议形成《民事审判监督暨民行检察监督会议纪要》，规定检法协商处理公益诉讼个案中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范围、审判程序等。2007年，江西省检察院和省高级法院通过联席会议纪要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等等。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乃大势所趋。 　　为了突破原告资格这一“瓶颈”，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问题是，既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取得的成就以及其作为最适格原告的判断，都是基于法律规定欠缺而做出的，况且一直以来都不乏质疑之声，再加上本次立法对“法律规定的机关”本身规定不明确，检察机关能否再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及如何提起便成了问题。 　　基于此，本文以外在视角，从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的整体性出发，对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的生成、授权路径、起诉权行使的架构等方面展开分析。 　　二、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生成语境的民弱官强 　　既往理论“把民事裁判理解为围绕私人权益而发生的民事纠纷的解决程序”［3］66，强调它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司法机关地位中立，奉行不告不理的原则，由利益受到侵害的确定的个人或集团启动司法程序，尔后由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判决确定私人利益，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实现私人利益的保护。”［4］37 　　 　　这是自启蒙运动后200多年的观念培育和制度构建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化，单单一个行动就致使许多人或许得到利益或许蒙受不利的事件频繁发生，其结果使得传统的把一个诉讼案仅放在两个当事人之间进行考虑的框架越发显得不甚完备”［3］68，公益诉讼便应运而生。我国虽然在法律发展程度上不尽完善，(与西方社会的法律相比)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经济发展负面因素(如环境公害、损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并不随之而变少，社会公益受损也并不因此变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在我国有效开展民事公益诉讼更加势在必行。 　　这首先需要在具备为维护私权而斗争思维习惯的前提下，公民还需具有为维护社会公益而无私奉献的精神，但官强民弱、权力本位的既有传统决定我国缺失这一基因。“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儒学创始人倡导的克己为公的道德观念，被后人予以绝对化，进而抹杀人的正当性要求、强使人们以绝对服从统治者的道德为借口，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即是。不仅如此，长期克己去私的道德教化，虽然使人们接受了公而忘私这种高尚的道德观念，同时也使人们接受了视个人权利为微不足道、将个人权利让渡给政府为理所当然的政治观念或政治文化(当然形成此种政治文化的原因较为复杂，不仅只有道德因素)。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缺乏任何明确承认的和法律上接受的政府与私人利益之间的联系，百姓与官员、普遍的要求与政府的政策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实际生活中，政府与私人利益的界限趋于一种绝对化，任何人，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情形，即私人利益对政府没有合法的要求。不存在以民间为基础的权力群体，人们对政府提出任何私人利益的要求都是自私、错误、危险的。任何基于私人利益的有组织的压力和要求，一旦公开表达出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