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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哈贝马斯的思想史视野 刘擎 也许，现代性话语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就选错了方向。 ——尤尔根·哈贝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可能是当代西方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早在1960年代，他就受到欧洲知识界的高度关注，被视为战后德国年轻一代社会理论家的领袖人物。 1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哈贝马斯矢志不移地、广泛而系统地对现代性展开建设性的批判，力图在揭示启蒙传统内在困境的基础上开辟新路，以继续现代性这项未竟的事业。这一远大的抱负明确彰显在他1980年荣获“阿多诺奖”时所发表的答谢辞《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规划》之中。次年，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在德国出版，以当代罕见的“思想体系”方式全面阐述了“交往理性”的必要性、正当性与可能性。值此，哈贝马斯被人称作“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 但哈贝马斯自己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凯旋的庆典而是一次艰难的出征。当时来自“莱茵河对岸”的新思潮正强劲崛起，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人的论述对现代性规划提出了激进的挑战。1981年，法国《世界报》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句式告白：“一个幽灵，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徘徊。”这暗示着后结构主义思潮已经超出象牙塔内的纸上谈兵，成为一种具有颠覆力量的时代风尚。哈贝马斯虽然重视法国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敏锐诊断，但判定他们的批判陷入了歧途，不可能克服现代性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将十次演讲与两篇论文汇集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十二讲》，于1985年出版了德文版。1987年被译成英文出版，收入托马斯·麦卡锡主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德国社会思想研究”丛书。 2在2001年的访华之旅中，哈贝马斯亲自嘱托曹卫东教授，尽快翻译这部著作，因为他强烈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整整20年之后曹卫东等翻译的中文版终于面世。 3很显然，此书的缘起具有明确的论辩性背景。 但是，过于注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论争性质却有可能忽视其（或许是更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哈贝马斯的论辩不只是在具体观点上与对手“短兵相接”，而是通过重构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承传脉络，获得一个战略性的俯瞰位置，将论题带入了更为开阔的思想史视域。在这个思想史的图景中，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福柯等人都曾在关键的转折点上做出各自的选择，开启了不同的批判路径，但最终都陷入了各自的困境。哈贝马斯似乎怀着一种力挽狂澜的抱负，力图使现代性的哲学批判“迷途知返”，重新回到黑格尔最初面对的那个历史十字路口，选择一条被前辈与同代思想大师们错过的出口，一条可能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新路。因此，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洲现代思想史的一次重构。 一．黑格尔的十字路口 在哈贝马斯的思想史谱系中，黑格尔被标定为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源头。为什么不是笛卡儿、不是康德，而是黑格尔？因为黑格尔虽然“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页51）。是黑格尔发现了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洞察到“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所导致的传统伦理生活总体性的分裂，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就是现代性问题的核心。 “现代”是在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中诞生的一种崭新的时代意识：“现代”是前行的、向未来开启的时间概念，是对过去的断裂与克服。这种新的时代意识具有高度的“自我敏感”，面对着不断的“自我确证”的要求，因为“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它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而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页8）。所谓“自我依据性”（self-groundedness）成为哈贝马斯把握现代性的关键问题意识：“现代”如何能够在脱离了传统与必然的规约之后“自力更生”地为自己创造出规范呢？黑格尔发现，现代性所依据的是“主体性原则”，这包括以“自由”和“反思”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批判的权利、行动自由以及用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是贯彻主体性原则的主要历史事件。在哲学上，主体性原则突出地表现为康德通过“先验反思”而高扬理性的批判哲学。这种批判将文化价值领域分裂为科学、道德和艺术等不同的领域，并以先验反思担当这些领域的“最高审判官”。 现代性试图依据主体性原则来为自己确定规范，获得自我确证。但问题是，“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能否产生出这样的标准，它既是从现代世界中抽取出来的，同时又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即它同样也适用于批判自身内部发生了分裂的现代。”（页24）通过对启蒙时代的诊断，黑格尔发现了（康德没有意识到的）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它虽然生成了自由的主体和反思文化，“但它并不能利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统一力量”。一方面，主体自由的形成以及自主的反思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