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业几个问题集.doc

第二节? 社会经济制度、文化思想与农学发展的两个问题 一 封建地主制下的地主、农民与国家 ??? 中国封建地主制开始形成于战国时代。秦汉时期，封建地主制已经完全确立；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发生了某些变化。封建地主制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地主经济、农民经济、国家经济及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参预，是三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主要经济成分和经济形式。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正是在这三种经济形式的相互关联和此消彼长中向前发展的。为了了解本时期传统农学发展的基础，有必要对这三种经济形式及其相互关系作一简要的介绍。 地主经济 地主和领主都是通过占有土地、依靠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为生的，从广义上说，都可以归入封建地主阶级的范畴；但两者又有明显的区别，以至形成为两种不同经济制度和经济时代的基础。在封建领主制下，只有大小贵族才能占有土地，取得领主的身份；领主在其领地上，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是结合在一起的；各级贵族的土地所有权主要通过分封制取得，贵族土地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让渡，但分配给农民使用的份地是不允许买卖的。如第一编所述，封建地主制是从农民份地的私有化、民间土地可以买卖开始的；因此，取得地主资格的不一定是具有贵族身份的人；而地主也不可能象领主那样把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结合在一起。 本时期土地买卖已很流行，不过，买卖还不是完全自由的，还受到国家和乡族势力的诸多限制，并夹杂了一些超经济强制的因素。土地买卖成为地主取得土地的主要途径；封赐、占夺也是地主取得土地的途径之一，不过在总体地处于次要地位。按其身份和地位，我们可把封建地主制下的地主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份性地主，一类是庶民地主。身份性地主，初期主要是依靠军功而获得爵位和土地的军功地主，后来则主要是官僚贵族地主。他们拥有政治特权，封赐和依仗权势占夺土地成为其土地重要的以至主要的来源。不过即使是衣租食税的封君，也没有直接统治封邑中人民的权力。非身份性的庶民地主中，一部分是“力田致富”的“力田”地主，这是汉代，尤其是西汉封建统治的重要基础；更多是用经商和放债积累的货币资本购买土地的商人地主。[1]庶民地主中之枭雄者，因其富厚、武断乡曲、交通王侯，被称为“豪民”、“豪富”、“豪强”。 西汉中期以后，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倾向趋于明显，豪族地主地位和势力有很大发展。豪族以宗族关系为内部结合的纽带，以掩盖对同宗下族和依附宾客的剥削和控制，同时又普遍建立了私人武装。东汉政权的建立得力于南阳、河北等地豪强的支持，这批豪强成为东汉的新贵。在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中，他们进一步以军事编制部勒宗族宾客，或聚族以自保，或举宗以避难，势力越益膨胀。豪族的上层是世族，亦即士族，是由部分官僚地主转化而来的。[2]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进一步制度化，并经历了盛极而衰的过程。这一时期的世家豪族虽然部分地取得对其依附人口的统治权力，但这种权力始终不是普遍的和完全合法的。 地主的经营方式，一种是出租给农民分散经营，一种是使用雇工或奴婢直接经营；这两种方式往往同时使用。但总的来说，收取收获物50%的实物地租的租佃方式已逐渐占居主导地位。王莽指责西汉统治时说： 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也。（《汉书·食货志》） 意思是说，政府名义上向农民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实际上农民却要向地主交纳百分之五十的地租。这里讲的是当时社会上带普遍性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租佃关系更加发展，许多佃客没有独立的户口，依附于主人的户籍中，“佃谷与大家量分”。 地主经济一般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收取的地租主要供其家庭消费，但消费之余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换取其他消费品；地主有时也从事某些商品性的生产，或从事买贱卖贵的农产品购销活动。战国西汉，部分被称为“素封”的货殖家，从事各种工商业活动，但仍然经营或多或少的农业生产作为其经济的依托，即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这是商人地主中的一种类型。西汉以后，这类商人地主减少。随着自然经济的强化，东汉以后的地主田庄虽然也从事农产品购销活动，有时也经营某些商品性生产，但总是把从事农林牧副渔相结合的多种经营、以便必要时随时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所谓“闭门成市”）作为首要的经营原则。《四民月令》中所反映的地主田庄，就是这样一种典型。 农民经济 封建地主制下的农民是从领主制下的实际上处于农奴地位的村社农民转化而来的。战国时已普遍出现直接隶属于国家的、独立从事农业生产的“五口之家”或数口之家。不过，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仍然保留着“授田制”的外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不完整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令黔首自实田”，承认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和土地占有的不均，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自耕农形态。秦代和西汉初的农民中，虽然也包含了雇农和佃农，但自耕农无疑占居主要的地位。 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民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他们登记在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