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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和战时香港文化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疯狂的军事行动，加紧反共活动。当时，在重庆、桂林、上海等地，尚有许多从事抗日文化宣传的知名人士。为安全起见，廖承志向中共南方局建议：迅速将他们全部撤退到香港，并由他所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 　　 　　胡风称：“他的政治品质是让人信任、敬重的。” 　　1941年初夏，夏衍、茅盾(第二次)、邹韬奋(第二次)、胡绳、张友渔、韩幽桐、宋之的、戈宝权、端木蕻良、章泯、萧军、萧红、胡考以及梅兰芳、胡蝶、王莹等大批知名人士陆续撤抵香港。 　　6月6日，随着长长的一声汽笛呜叫，一艘由德属广州湾始发的“宝石花”客轮缓缓停靠于香港码头。 　　又一名文化精英安全撤抵香港。他，便是声震中国文坛的胡风。 　　早年的胡风，是“左联”的一名文化战士。抗战爆发后，他由上海抵达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武汉，成为在汉口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务理事和研究部主任；不久，又逆江而上，来到战时的“陪都”重庆，经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提名，成为由郭沫若、阳翰笙分任正副主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中的十名专职委员之一。 　　从抗战一开始，胡风即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战文化事业。他在由自己主编出版的《七月》杂志的发刊词中坦言： 　　能有洞烛一切的巨眼和凸现万象的伟力，为文如喷泉四射，使自己成为民族的也是文苑的骄子，当然是可以慰人自慰的，但如果不能做到，退而为这丈苑建设工程搬运一瓦一石，从为搬运工作里面，寄付着对于民族解放战争的一瓣微忠，也应该是虽然微末，但却非毫无用处的罢…… 　　《七月》是战时重庆抗战文化中颇具影响的一份文学杂志，胡风从筹备创刊起，即投注了巨大的心血。他对《七月》有着割舍不掉的情愫。 　　1941年2月的一天，胡风按约准时来到中共南方局所在地――重庆曾家岩50号。 　　这是周恩来为帮助文化人撤离山城而安排的一次专门约见。 　　周恩来告诉胡风，“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的反共气焰日盛。为了减少损失，保存干部，目前滞留于重庆的左翼文化人必须尽快撤离，去处分别是延安和香港。 　　胡风闻言，首先考虑的倒不是去延安还是香港，而是他的《七月》。他说：“国民在政治上失败了，我们正应该在重庆坚持下去和他们斗争。如果他们捕人，就会更加失去舆论、失去道义，从而加重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 　　周恩来深知胡风对《七月》的感情。他耐心地对胡风说：“撤退固然是为了保存干部，但还有一层更重要的积极意义，那就是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表示强烈抗战的一种形式。对待政治斗争，我们切不可感情用事，否则将会遭致不必要的损失。” 　　胡风终于接受了党的安排，准备撤离重庆。但究竟是去延安还是赴香港，他又犹豫了起来。， 　　此时，重庆的第一批文化人已陆续开始撤退，其中欧阳山、艾青等去了延安，茅盾等人则去了香港。为此，胡风又一次找到周恩来。 　　“还是去香港吧!”周恩来在经过了一番沉思之后说，“这样，如果可能的话，你还可以经香港到南洋一带，通过日本侨民寻找日共的关系。” 　　胡风仍希望在自己离渝的时候能够将《七月》保存下来。为此，他向周恩来建议，将在新四军工作的聂绀弩调来重庆接替，以便续编《七月》。周恩来欣然同意。 　　5月7日清晨，胡风带着周恩来亲自交给他的一张由重庆七星岗莫斯科餐厅赴香港办货的假证明，以及特意为他筹集的100元美钞和若干法币，悄悄地登上了一辆南下的汽车…”． 　　胡风偕夫人梅志及孩子晓谷、晓风，携带简单的行李，随人流步出了客轮走上码头。静候于出口处的孙钿一下子跑了上来，紧紧地拉着胡风的双手，连声说：“先生辛苦了，让你们全家受累了！我受廖承志的委托，特来等候迎接你们。请先生随我来吧。” 　　孙钿（原名郁文源）是一位颇受胡风赏识的“七月派”诗人。这位当年曾留学于日本的热血才子，因为听闻家乡“八?一三”战事的枪炮声响而中断自己的学业，毅然返回沪上，时年仅20岁；上海沦陷后，他又辗转至河南确山参加新四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那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中，他的那些“紧紧地拥抱着战斗生活的诗歌”，曾被胡风赞誉为“是纯真而坚决的战斗意义的声音”。后来，胡风干脆以《旗》为题，将他的诗作编入了《七月诗丛》。 　　胡风与孙钿异地重逢，自然是喜不自禁。 　　孙钿根据廖承志的指示，将胡风全家安排于九龙弥敦道上的新新酒家。这套清洁、宽敞、舒适的房间，很适合胡风全家居住。 　　胡风一家刚抵香港，夏衍、蔡楚生等先期抵港的内地著名文化人，当天便相继来访。他们与胡风及其家人共叙离别之情。 　　“真是他乡遇故知。我觉得，在重庆的两年半生活里所感到的那一种重压，都已经消失……”胡风后来在回忆这次抵港时的感受时，曾动情地发出过如此感叹。 　　次日，廖承志在孙钿的陪同下，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