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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初期活跃人物黄日葵 　　黄日葵，号宗阳，又名一葵、野葵、布山，1899年6月12日（一说1898年6月23日）出生于广西桂平县城厢镇五甲街一户书香世家。他自小聪颖勤奋，1916年10月于县立中学毕业后自费赴日本留学，并积极从事爱国运动。回国后，他组织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又积极参与了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建党活动，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之一。 　　 　　在参加反日爱国斗争中开始宣传社会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加紧对我国进行侵略。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企图在与西方列强共同干涉苏俄革命过程中，借机取代沙俄政府在中国北满的势力。1918年2月5日，日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以“俄国情势于联合国（注：即“协约国”）日形不利”为借口，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商谈两国在军事上共同行动的问题，强硬要求中国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议》。依据该协议，日军可在中国北满等所谓“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设置谍报机关，中国方面并要为日本提供“军事所要之地图及情报”；地方政府要对日军的行动“尽力协助”，在日军进攻苏俄时中国不仅有义务派遣军队，而且其军队行动“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尽管谈判相当秘密，但消息还是露了出来。1918年5月初，在此《协议》尚未签订之时，中国留日学生便得知了条约的有关内容，随即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这次抗议遭到日本警察的镇压，许多学生遭到侮辱殴打，一百多人被捕。为维护国家主权、抗议日本方面的暴行，在留日学生总会的动员下，大多数学生罢课回国。到8月，先后回国者近两千人，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黄日葵不但积极参与了此次抗议活动，而且很快就与李达、李汉俊等返回国内继续参加爱国斗争。 　　留日学生回国后，大部分先到了上海。鉴于当时国内很多地方的学生对《协议》的内容不太清楚，为扩大影响，回国留日学生与上海当地学生一起组织了学生爱国总会（一说是“救国团”），同时在北京设分部，在各省设支部，广泛宣传反日爱国主?，同时创办《救国时报》以扩大宣传，派代表到各地进行广泛联络。黄日葵到上海后，首先参加了学生爱国会，并担任??救国日报》编辑。1918年5月21日，北大、北京高师、北京高工、北京法文专修馆等4所学校的两千余学生，汇集到新华门“大总统府”前请愿，要求政府废除《协议》。这是“近代中国学生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游行请愿运动，是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然而，此次请愿行动因为学生们没有斗争经验而归于失败。之后，黄日葵来到北京，先是在北大旁听，后于同年秋考入北大预科班。期间，黄日葵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等进步人士。在李大钊的指导影响下，黄日葵除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原理外，还积极参加实际斗争，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件：一是参加《国民》杂志的编辑工作。1919年1月10日出版的《国民》杂志当时是与《新青年》并肩战斗的革命期刊，也是广大革命青年争相阅读的进步刊物。其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其特点则“是公开谈论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这些言论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对于五四运动的准备和发动是起过促进作用的。”经李大钊推荐，黄日葵担任了《国民》杂志社特别编辑员（1918年10月至1919年10月），同时也是杂志社与李大钊的联系人，并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社会主义。如1919年2月发表的《东亚永久和平的基础》，列举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一系列罪恶活动，指出要保持东亚和平，日本应无条件放弃在中国、朝鲜的侵略活动，听任民族自决；认为“今后世界之趋势，由民主主义而进为社会主义，更由社会主义再经若干之阶段以抵于大同，固势所必然……今日世界进步之出发点，已远出民主主义旗帜之下，而近在社会主义之峰亦。民主主义今日已有不适文明进化人类生活之嫌。”因此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而“俄罗斯不惜使其国颦于危险艰苦卓绝，求脱去此后于时势不适进化之君主政治，虽一时陷于纷乱，其将来长治久安满足无憾之基础”。他认为，“盖自俄起革命以来至于今，君主政体之命运，已届最后一刹那，君主遗骸草草入殓之，际未履，而超民主主义之社会主义又呱呱坠地矣”，“欧战闭幕以后，世界之机还，日向大同之鹄，绝尘而驰……夫整顿其国，则民主其急也”。从而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无限向往。二是参加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该讲演团成立于1919年3月23日，由黄日葵同邓中夏、许德珩等14人共同发起。其宗旨是“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演讲“每月四次，于每星期日下午一时后举行之。”“如有事件发生，或春假、暑假及国庆节，经本团团员认为必须讲演时，临时酌定”。开始主要是在街头或利用庙会进行不定期演讲，后来则利用官立讲演所在北大旁边进行定期讲演。内容主要“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大体包括反日爱国、民主自治、破除迷信、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