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和他出卖荒凉影视城.docVIP

张贤亮和他出卖荒凉影视城 　　“我想,再没有一个作家像我这样,不但改写了一个地方的历史,不,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地理面貌和人文景观,使周围数千人靠它吃饭……我常常觉得这比我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更值得欣慰。”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在中国可能是通读三卷《资本论》较多的人中的一个,《资本论》在今天仍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 　　“文化艺术也是生产力,文化艺术含量越大的商品价值也应越大。影视城其实就是两个废墟,把文化剥掉,就没有人去看,出卖荒凉,卖的就是文化。” 　　“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 　　“因此我比一般文人在身份上更多元化,我的思路肯定和别人不一样。” 　　 　　一 　　 　　坐在我面前一起喝着咖啡的张贤亮,是一个瘦高个儿显得很白净的男人,虽然长期生活在塞外,并且有过22年的牢狱之灾,但他显示出来的精神仍然很年轻、潇洒,完全不像曾经历沧桑,现已年逾七十。一件穿在他身上的“华伦天奴”米黄色的休闲夹克,一条藏青色的西装裤,很得体,那副金丝边眼镜下两只聪明智慧的眼睛,使他整个作家、学者与文化“资本家”风度的外形儒雅、精明而有书卷气,却毫不掩饰他的高雅富贵。他那一身衣着的搭配妥贴与平服显出他的讲究而又不事张扬,极不像人们想象中一些文人不修边沿、落拓不羁…… 　　张贤亮对我说:“1954年我18岁时在北京上高中,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毕业前夕,学校就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开除。当时我家已完全败落,父亲身陷囹圄,母亲靠给人编织毛衣维持生计。我成了‘待业青年’后,到刻印社去揽刻蜡纸的活儿,刻一张蜡纸五毛钱,刻印社提成三毛,我拿两毛。我一天刻五张蜡纸,得一块钱,用以维持母亲、妹妹和我的生活。现在‘刻蜡版’已是‘绝活’,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中大概还有那么少数几个,我就是掌握这种‘绝活’的之一。”说到这里,他向我作苦笑状。 　　“1954年,北京就开始建设‘新北京’,首先是要把北京市里无业的、待业的、家庭成分有问题的、在旧中国体制内做过小官吏的市民逐步清除出来,名曰‘移民’。目的地是西北的甘肃、青海和新疆。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自然是被迁移的对象。于是1955年7月,我携老母弱妹与1000多人第一批,先乘火车到包头,再转乘几十辆大卡车长途跋涉了三天,才到当时称为‘甘肃省银川专区’贺兰县的一处黄河边的农村。县政府已给我们这些‘北京移民’盖好了土坯房,并且单独成立了一个乡的行政建制,名为‘京星乡’,好像这里的人都是北京落下的闪亮之星,或说是陨石吧。乡分为四个村,每个村有三四十排土坯房,一排排的和兵营一样,前后来了数千人在这个乡居住。土坯房里只有一张土炕,散发着霉味的潮气。房屋在夏季怎么会发霉呢?后来我也成了老宁夏人时才知道,抹墙的泥土一定要用当年的麦秸或稻草,如果用陈年发了霉的麦秸和泥,肯定会有霉味。人们以为现代装饰涂料会有污染,可是并没有人因为住在这种空气污染的房子里而得病,使我觉得现在的人越来越脆弱了。 　　“宁夏与我真正结下不解之缘,并不是在长达22年的劳改时期。那时,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劳改都一样,我不论跑到哪个省区市县乡都逃不脱出生入死的命运。也不是我彻底平反重新执笔写作以后。我成为一名作家,有更多的诱惑让我离开宁夏,我的祖籍江苏,出生于南京,我青少年时期居住过的城市包括北京,都有单位向我招手,我也曾动摇犹豫过。进入(上世纪)80年代,宁夏已非(上世纪)50年代的宁夏,黄河已非(上世纪)50年代我初识的黄河。宁夏人口从不足100万膨胀到近600万,与全国其他所有城市相同,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原始质朴的面貌,变得摩登时尚起来。很多朋友来宁夏,都会惊奇,在他们印象中偏僻荒凉的地方竟也如此‘现代’。而他们赞赏的东西在我这个老宁夏人看来,却是我失去的东西。一切都随风而去了。我把青春全部埋葬在这里,埋葬我青春的土壤却被剧烈地翻动而使我灵魂不安,再迁移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无所谓了。但命运却给了我这么一块土地,终于牢牢地将我固定在这里。” 　　“这个地方叫‘镇北堡’。” 　　“我想,再没有一个作家像我这样,不但改写了一个地方的历史,不,而且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地理面貌和人文景观,使周围数千人靠它吃饭。镇北堡虽然不大,却是宁夏首府银川市唯一的国家4A级景区。各种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凡介绍宁夏一定会将‘镇北堡西部影城’列为首选之一。我常常觉得这比我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更值得欣慰。” 　　 　　二 　　 　　当时(1992年),张贤亮是宁夏文联主席,编制上,他是一名端“铁饭碗”的专业作家。但当市场经济要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文联机关全靠财政拨款,连一辆汽车也买不起。在国家号召“大办第三产业”、“寻找第二职业”中,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