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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时代社会治理之道 　　【“政治化社会”的退潮】 　　没有人能否认中国已进入社会矛盾多发的历史时期。令人忧虑的是，近年来矛盾常常演化为暴力冲突，乃至群体性事件。不过，与同样处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比如民主化之前的韩国），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政治化色彩非常淡薄，甚至连这样的倾向也不明显。从大多数事件的起因、进程看，当事者的诉求基本上都停留在对某种个别权益的要求，或者是某种情绪的发泄上，很少有人申求普遍权利，更谈不上对制度变革的要求。大多数时候，当事者一方面希望扩大事态，并想方设法使自己的事情个别化、道德化，以便被当作个案处理；另一方面却极力回避普遍性要求，乃至阻止事件指向这样的方向。 　　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看，这一特征也许更加鲜明，也更耐人寻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大多是政治性的，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并没有特别的具体利益指向。30年来这种风潮已彻底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民众身上。放宽视野，我们会发现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性都大大降低，乃至基本消解。精英阶层也是如此。从1980年代末以来，体制内就再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路线辩论。而在此之前，改革与保守或明或暗的争论始终存在。 　　政治的离场是如何产生的？它又对中国的社会治理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这需要简单回顾一下近30年来充满纠结的历史。 　　一切以稳定大局为重的思路，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始终未曾动摇，并成为中国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这一思路的经典表述是“不争论”，而支撑它的理论基础则是被人们普遍信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与“不争论”的政治原则相互表里。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整个社会付出了较少代价，绕开了许多纠缠不清的思想争论，避免了政治斗争和社会混乱。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人的欲望和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倘无这样的策略，我们很难设想，在改革初期的政治氛围中，包产到户、开放特区、放开私企、国企改革等能够顺利实现。如果所有这些都需要政治解决，需要分出是非对错之后再来实施，??部分措施恐怕都会遭到大多数人，特别是当时的利益集团的否决。 　　但这种“不争论”的政治原则只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才可能是有效的，这些条件包括：首先，需要一个权威，即便是在内部出现了思想上的争论、分歧，也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在组织上实现统一，以保证决定了的事情可以依照统一的意志坚决贯彻；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民众对执政者的政治信任，民众必须相信执政者对未来的许诺：最终所有的人都会过上好日子。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有着利益和思想分歧的上层，还能够一起合作，在不争论的前提下，还能达成基本的共识，并生成大致明确的、统一的政治方向。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民众相信上层精英有权力也有能力来分清楚轻重缓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作为一个历史过渡阶段让所有的人接受。这也是在改革之初几次大的政治事件发生时，并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危机，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中国政府被认为是“中性政府”，有学者认为它是中国奇迹出现的根本原因。但一个中性的、不争论的政府的维持，恰恰需要一个政治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环境。这样说有点令人费解，但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审视这段历史，很容易就明白了。因为中性的前提是我们知道哪里是“中”，不争论的前提是“争论”已经存在。否则，在一个信奉实用主义的社会里，中性就会蜕变为无原则，不争论就成了无主张。 　　 　　【再也无法抵御利益的侵蚀】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前面提到的社会政治性的消解。如果用最简短的话来概括这一社会变迁，我认为，这是利益的剃刀将一个社会从总体性状态分散瓦解的历史过程――它并不完全是一个社会更为稳定的象征，而是矛盾更为离散的结果。它使得整个社会，无论上层还是普通民众，都无法抵御利益的侵蚀，中性政府和政治信任也就随之逐渐异化。比如，在政治思想领域，实用主义使得一切理论和原则的争论变了味。1980年代出现的“躲避崇高”就是这种心理在民间的反映。而政府为了降低来自教条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及其他目的，也在有意无意地默许这个过程。但后来政府发现，这种趋势已几乎“蚕食”整个社会大厦，自己已然陷入利益集团的泥淖。 　　在实用主义的笼罩下，官员们也都生活在世俗的环境中，都会受其支配。作为个人，他们也得维护自己的利益。每个部门最终也发现，只有自己部门的利益才是真实的。而超脱于这些具体利益之上的目标在目前既不可能形成，也无力实现。因此，在新的改革政策出台时，一些部门会赤裸裸地为自己部门的利益打算。更直观的证据是：很多落马的官员忏悔时，都会提到自己如何从一个追求理想的有为青年，最终难以抵挡利益的诱惑，走向堕落。他们个人的心路历程，其实也是体制的心灵史。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