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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同行十企业 走在新锐道路上 　　“就在这两三年，就在这两三年。”托马斯?费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里说到他采访中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来自不同行业，不论大小企业，经营者、创新者都在说，他们做起了本来做梦都没想过可以做的事，不然就是必须去做本来做梦都没想过必须做的事。”这是全球化企业面对世界被抹平的过程中，学会自我改变、自我调节的重要时段。 　　对于中国的企业经营者来说，他们的“这两三年”属于过去的中国黄金十年。困于机构网点少的招商银行，用全新的“客户号”观念和服务应用意识，在四大国有银行的夹缝中打造了中国最具知名度的网上银行品牌。 　　SOHO中国在没有完整想法和清晰规划的背景下，引入“末位淘汰制”和“挖人”等企业创新制度，把SOHO每件房地产作品变成了中国房地产和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个里程碑。 　　忍受9年不盈利之痛的凤凰卫视，凭着一种社会责任，走在千禧年前的古丝绸之路，走在中国的风沙线，走在中国逐渐消失的古村落，走在“9?11”、伊拉克战争和东南亚海啸这些重大事件的最前面。 　　面对标致广州的失败，丰田的畏惧不前，对中国市场投入义无反顾的一汽大众奥迪，用超前的产品和服务建立起中国的豪华汽车审美标准。 　　身处文化沙漠的广东美术馆携后来者的无畏，与房地产合作建立分馆实现资源共享，强调展出的服务意识，使高雅艺术走出了一条大众化的路线。 　　爱因斯坦说：“在复杂中寻找单纯，在喧闹中寻找和谐，机会就在困难中央。”对于中国的招行们、SOHO中国们、凤凰们、一汽大众奥迪们或者广东美术馆们来说，创新的意识，新锐的观念，正是他们成功的关键词。与《新周刊》走过的十年一样，他们一直走在新锐的道路上。 　　 　　十年同行企业之 　　SOHO中国　安居乐业的时尚 　　 　　SOHO中国的十年，是中国现代办公建筑模式发生巨变的十年，也是现代人生活方式悄悄改变的十年。用十年时间，SOHO中国成为中国房地产发展中，代表创造和前卫的一种符号。SOHO所代表的自由和多元混合精神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特征。 　　1995年，SOHO现代城在原红星酿酒厂一片臭气熏???的烂泥中起步。谁也未曾料想，这个在选址时还没有清晰规划的房子，日后，会成为中国房地产和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出SOHO概念，当时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词代表着什么。十年后，SOHO成为现代建筑和时尚生活方式的一种代名词。从SOHO产品中派生出来一系列“衍生品”――一个时尚标签、一个流行趋势、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飘一代”人群。 　　《新周刊》：SOHO中国对现代人的办公和居住环境都提出了哪些新的概念和新问题，是否改变或是形成了一些新的模式? 　　潘石屹：当年在“二锅头酒厂”为现代城选址时，对于要盖成什么样的房子，我们并没有一个十分完整、清晰的规划和想法。最后现代城成为了中国房地产和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现代城的精装修，结束了中国商品房一直是“毛坯房”的历史；“末位淘汰制”和“挖人事件”引发了人们对铁饭碗和市场经济中用人制度的反思；“氨气事件”的发生致使国家允许使用多年的混凝土添加剂被废除；就连简单的落地玻璃窗也成为了当年我们现代城工程验收时的一大难关。而今天，建筑中普遍采用的落地式玻璃窗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一种让房子的主人可以看到更多的阳光和更远的空间的必须的选择。 　　《新周刊》：SOHO中国给中国的办公建筑模式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潘石屹：10年前我们做现代城的时候，强调的是空间的灵活性，既可以办公，又可以生活，那时候SOHO指的只是一个房屋空间的SOHO。在规划建外SOHO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到了一个区域里，这样房子多元化的功能变成了社区多元化的功能，而且这个社区要融入到这个城市中去，所以建外SOHO有14条小路，都是和这个城市融为一体的。新的项目我们还将继续完善SOHO的指导思想和产品。因为SOHO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新产品，它可以解决城市的交通问题，也可以解决城市的污染问题，可以使这个城市很有活力，很有效率。 　　《新周刊》：这种新的人居形式会否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潘石屹：在SOHO现代城之前，我们还在争论办公空间和居住空间能不能融合在一起，而现在，我们的办公空间已经发展到随时随地，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形式主义的打卡、按时上班都成为过去式。在今天，评价一个人的工作业绩主要看你工作的结果、工作的质量、有没有效率、有没有创造力，至于你在什么地方工作、你在什么地点工作已经变得不重要，地点不再成为工作的约束。 　　《新周刊》：回首SOHO中国的发展，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 　　潘石屹：长城脚下的公社和博鳌蓝色海岸被称为中国当代建筑的诞生地和起源地。长城脚下的公社选址时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开车从怀柔往西走，目的是避开北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