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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全球视野下中国形象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在对外传播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跨文化传播论坛”余音绕梁，为业界瞩目，为中国软实力建设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同时，由研究中心精心策划的《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智慧传播――赵启正论交流艺术》、《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日本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危机事件报道案例分析》等图书也颇受业界好评。研究中心的境外涉华舆情研究也在对外宣传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开办此栏目，就是借助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平台，将相关成果与读者交流分享。 　　今年初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一书，作为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选编的“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之一，颇受业界和学界瞩目。现节选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解构与重构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原先自认为而且也的确长期处于“世界中心”的中国被远道而来的“蛮夷之邦”所击败。此后，中国的大国地位江河日下，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在此后的大约100年的时间里，中国落后的地位和衰败的形象被长期定格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中国经济与世界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失之交臂，由世界经济最强国变为世界经济最弱国之一，由繁荣强盛的“天朝上国”变成了贫穷落后的“东亚病夫”，由绵延数千年的“天下一统”变成了列强“瓜分豆剖”的半殖民地，由政治治理模式以及生活方式，乃至于精神世界的发散源变成了西方思想、制度的接收者，更不用说成为器物、技术的“净进口国”，从道德上的自我圆满、思想上的自我满足变成了对自身历史、文化和传统提出一次又一次的质疑和否定――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相应地，中国人的形象也由“富足文明”、“健康自信”一夜之间变得“阴险狡诈”、“神情麻木”、“愚昧落后”。 　　从对国家间关系的认识角度来说，中国从传统的“世界中心”地位自此降到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自清朝末年以降，中国逐步丧失了文化上的自信，开始向“保存族萃”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转化。康有为在1895年甲午战争后的《上清帝书》中说：“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也就是说，中国已经由“天下”的“国家观”“倒退至”而不是“进化至”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观”了。在随后相继崛起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中，“民族主义”这一近代世界政治变局赋予中国的“新”观念形态至少在理论上均成为其最为核心的价值。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在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解构与重构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废除帝制、走向共和”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划时代的历史选择，也是对中国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方位”的全新认知。中华民国事实上也的确是亚洲第一个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但总的来说，中国贫穷、落后、不开化甚至不道德、低级以及无价值的负面形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即使在一些对华“友好人士”那里，中国也最多是一种值得同情的、需要帮助的、在西方的引导下“可望”成为一个类似西方文明的国家形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有关中国人民英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报道逐渐占据西方主流媒体的重要位置，中国的“抗战形象”也日益为世界各国所认同和敬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成为亚洲战场的主力，这使得中国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国家形象”达到了近代以来的一个新的高峰。以美国为例，《时代》杂志授予“蒋委员长及夫人”1937年度“当年伟人夫妇”称号，“抗战领袖”蒋介石成为1938年《时代》周刊的年度新闻人物。《时代》推测说，如果蒋介石胜利了，他将成为“本世纪的亚洲男人”。在华的大约1500名传教士中，许多人也都认为，蒋介石和他的妻子是“最聪明的、最爱国的、中国3000年历史上的明君”。这样的认识也注定了美国人有一天会后悔莫及。 　　从历史的角度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开始认为，一个“民主的”、“强大而稳定”的（当然关键还要是亲美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这种认识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大力扶植中国在战争中和战后国际关系格局中获取大国地位的重要原因。当时，美国不仅视中国为“二战”中并肩战斗的盟友，甚至主张战后“中国成为世界组织中的四大警察之一”，并期望“中国能协助美国在战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 　　事实上，早在1942年1月1日的26国《联合国家共同行动宣言》中，中国就首次以世界四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到1943年12月，中国再次以四巨头的身份参加了开罗会议。在随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坚决主张中国在未来的联合国安理会中应享有大国地位。这一设想也是中国在战后得以跻身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