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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思维独立和研究真问题 　　主持人语：《新闻大学》第一期“三十而立：中国传播学研究状况笔谈”，刊登了陈韬 文和郭中实两位先生的文章，得到了读者的关注。考虑到刊物的周期，按照原来每期刊登几 篇的计划，时间拖得太长。鉴于此，经与《新闻大学》商量，决定开个“绿灯”，将已经选 择出来的稿子在本期全部刊出，以期读者可以对讨论有一整体印象，同时也便于做出自己的 思考并参与讨论。也正因为此，受到字数的限制，有的稿子不得不忍痛割舍，发表出来的所 有稿子都作了一定程度的删节，在此特向各位参与笔谈并作出自己贡献的各位学者致以歉意。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我们在这里聚会，为的是反思传播学引进中国三十年来的历程。我们可以感到欣慰，因为， 以短短三十年的时光，传播学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而且以图书出版量、院系或专 业设置数目、招生总数等所谓“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 　　但我们聚会于此，应当并非是为自我恭贺，而是为反思。我们可以自问，经过三十年的耕 耘，我们这个领域为人类知识体系提供了什么有启蒙意义的东西？系统研究了哪些社会现实问 题？是否有一些研究论著或论文，可供充实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答案未必会令我们自豪。 　　我无意罗列问题，它们已为大家所熟知，而且，看到这些表象的问题，为此而感到汗颜，只 是向前迈进的第一步，即反思的开始。我们更要做的，是探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我们可以批 判现行的学术体制，包括学生招生和考核制度、教学评估制度、学位与职称评定制度，以及学术 刊物的级别定位制度等等，这方面的批判固然非常必要，[1]但是，当我们这些以学术研究为自己 职业生涯的人聚在一起时，更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即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外化自己的思维路径 和研究活动，使之成为我们分析和批判的对象。[2] 　　这里的“自己”，当然指的是被称为“传播学界”的同仁通过各自和共同的学术活动所呈现 出的学术主体。反思这个“自己”，就不难看到，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 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这不是说我们在研究中没有思考，也不是说我们的研究缺乏 思想，而是说我们的思考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独立性，结果，我们不自觉地在反刍别人的思想和 盲目追随话语权力的拥有者。简单来说，过去学界――以新闻与传播学界为甚――动辄以政治思 维的逻辑，并遵此逻辑而设立研究问题并罗列论断的习性仍在延续，研究变成了贴时髦的政治标 签。雪上加霜的是，在尚未摆脱将学术等同于政治诠释的枷锁之时，又多了些在部分人那里被认 为更加华丽和时髦的其它语汇，那些来自我们未曾谋面、未必读懂（甚至未必系统读过）的西方 学者的语汇。 　　我当然不是在反对理论，也不是反对理论在研究中的运用，更不是反对理论和取向的多元； 我反对的是将理论――或者将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作教条，认定它具有不可置疑的科学性，将自己的研究降格为教条的脚注，将这些权威 的论断或宣称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或事实。这么做的结果，必然要么堆砌已被当作既定真理的概 念，以此编制一片无从着地的五彩祥云，要么以别人的理论概念肢解现实观察，将现实的观察削 足适履式地塞进概念的牢笼。在不少人那里，似乎学术论述不需要论证、阐释，不需要分析经验 的观察，只需要摘引权威，宣布真理；似乎论文写作等于权威的表演，动辄宣布“要如何”、 “应当如何”、“必须如何”的指令，以为是在展示《十戒》。 　　如此形成的论文和论著当中也许有思想，但那是别人的，而不是研究者自己独立思考后发展 并阐述出来的。更可怕的是，很可能作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进行独立思考，没有意识到 自己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 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 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是一种自设牢笼、自我奴化的倾 向，即是在思维路径层面的缺乏自主与独立。 　　这个层面自主与独立的缺失，也就意味着我们作为学者、我们这个学界缺乏学术研究者的主 体性，即：建立学术共同体所必需的灵魂。换句话说，我们未能达到或者不知如何实践陈寅恪先 生所坚持的那个作为学者应有的境界，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若不能以此种境界作为 自己学术生涯的常态，我们何以面对“学者”这个称号？缺失了这个灵魂，多写何益？陈寅恪先 生说得好，“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 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3] 　　我这不是在老生常谈。不错，李慎之先生在上世纪末就已乐观地宣称，陈所提倡的“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