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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民有民营”历史时代转折 　　国民经济“民营”化，同时必然带来国有资产怎样分配的问题。需要吸取历史教训，杜绝“黑箱式”、“封闭式”出售国有资产，并且有必要通过《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引入公检、公诉制度。 　　 　　在改革开放走到而立之年的2008年，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似乎陷入了困境。然而，困境往往正是“凤凰涅?”的开始。 　　 　　远离金融危机的要求 　　 　　近来记者接到不同中心城市的消费者投诉，说一些大商业银行在储蓄柜台推销自己各种期限的“投资储蓄”连接产品，并且承诺很高的回报率。当有专业知识的储蓄客户问及如果投资收益达不到，银行是否能按储蓄利率归还资金时，储蓄柜员才告诉他们，“我们只能归还本金”。 　　消费者觉得受到了欺骗，要求记者调查这些银行如此“混业经营、违规圈钱”的原因，“是不是想要储户为他们前期不顾风险的投资‘填窟窿”’。 　　与某些金融既得利益者所谓的“放开民营化”会威胁国家金融安全的论调相反，世界银行原发展研究局局长、现中蒙局局长杜大伟说，正是因为金融行业是个高风险的行业，才需要私人资本分散经营，避免国有一统体制下的金融业创造系统性风险。 　　在中国，由于国有银行业的事实“所有者”缺位，政府代理人代理监控这一高风险行业，很难实现在民营条件下“私人”所有者对银行内部的风险内控水平，容易进一步加剧金融风险的集聚。 　　而所谓的民营银行经营者会比国有银行经营者更容易“卷款私逃”的说法，也很有说服力。事实上，这些年公开披露的巨额卷款出逃案件，均发生在国有银行系统。 　　具体到去年以来中小企业资金缺血的加剧，虽然不是国有银行的直接作用，但和国有银行系统的关系很大。过去中小企业的资金也主要是依靠民间借贷市场，国有银行没做过太多。但2006、2007年以来，由于银行资金支持的楼市暴涨、进而由地产股带动股市暴涨，巨量分流了原本在中小制造业流转的民间资金，也大大提高了民间资金要求的回报率，以至于出现了150％的天价年利。 　　如果不是在金融和房产的泡沫投资领域，普通制造业的资金利???成本超过15％，都已经给经营带来困难。而根据有关地区的金融统计，当去年制造业的民间借贷成本上升到26％的时候，借贷环境仍然紧张。房地产和股市的投资资金分流以及拉高资金回报要求，是重要因素。 　　 　　如果民营金融不能够放行，单靠国有银行系统，不但会在地产和证券投资过热时，重重打击制造业活力，而且国有银行将继续它集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低效联姻和最后的铁老大 　　由于一些网络性大资本投资行业和金融业不对民间资本开放，早先开放的许多制造业都进入了过度竞争阶段。民间资本投资无门，只能冲击楼市和股市。所以，这两年的楼市和股市乱局，绝不仅仅是国际游资的问题，它是国民经济中网络性产业深层垄断问题的表象。 　　在这些有网络性质的大资本产业中，电信、电力等，已经开始在进行引入竞争、生产和网络环节分离的改革。但是都不成功。在电信方面，最近的重组、组建三家全电信业务运营商的改革，仍然没有摆脱以“拉郎配”的方式保护垄断、限制竞争的旧路。 　　一位电信业内人士说，像中国移动这次获得固话业务权的前提是，要接手另一家电信公司的几百亿坏账。但是中移动并没有底气要求新建自己的固话网络，因为它的移动服务业务垄断地位，也是靠政府支持的。但是这种“低效联姻”的方式，让一个有可能蜕变成为市场化的、有竞争力的企业，也许会因这种联姻而栽跟头。 　　在新的重组计划确定之前，近两年中移动一直在推出不同品种的话费套餐和赠送话费活动，但是重组计划后，因为要接手坏账，中移动的财务报表可能遇到压力，一些话费赠送活动戛然而止，一位分析人士说。 　　而在电力改革方面，电网环节的严重垄断问题，也让发电环节的改革成果难以发挥。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在垄断行业以分离“网络”环节和生产服务环节、非网络环节引入竞争的改革思路下，如果一定要兼顾国家战略安全、保留网络的国有垄断地位，那么网络环节就不应该是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性公司”，而应该只是，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所需的“投入成本”来约束“收入目标”的“公共事业性公司”。 　　在国有垄断经济领域，“铁老大”则是带有“政企军”三合一色彩的最后堡垒。铁路运输业的效率不但严重影响生产，而且和飞机不同，它是和普通劳动者关系最紧密的远程交通工具。2008年春运期间，在广州火车站出现的人员伤亡，无论怎样推到冰雪灾害身上，铁路运输管理体制的深层弊端，都难辞其咎。如果说政府不能辜负以最大善意配合政府要求、最终离开火车站、留在广东过春节的千万农民工，不能辜负在车站混乱中被民众踩死的那个生命的话，中央政府就应该雷厉风行，以2008年广州火车站春运事件为突破口，解决“铁老大”问题，打破运营、服务和售票垄断，改组铁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