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发展中问题与挑战.docVIP

商会发展中问题与挑战 　　商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在我国，1997年国家经贸委提出《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确定上海、广州、厦门和温州四个城市作为行业协会的试点工作城市。今天，商会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这四个城市，商会对经济发展和政府改革的推动作用令人注目。在各地商会发展的诸种模式中，温州商会最具特色和活力，这一点已得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管理层到市场经营层、从政界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在聚合行业力量、应对外贸壁垒、整顿行业秩序、提供公共服务、维护企业权利以及招商引资等方面，温州商会的所作所为可圈可点。温州商会的发展模式不仅为其他地区民间商会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带有“二政府”色彩的商会的“去政治化”改革提供了一种可参考的模式。温州商会的发展证明：淡化官办色彩，将商会培育成为行业发展的设计者、行业经济运行的协调??、行业政策制定的建议者、行业利益的维护者和行业成员的服务者，是商会发展的方向所在。 　　温州商会通过与政府和企业之间进行某种程度的互动与合作，形成了“市场主导、政府推动、行业自主”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也体现了温州地方政府治理的转型。随着商会越来越成为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一种主体，承担越来越重要的公共管理责任，政府与商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入，因而，温州地方政府治理的转型并不只意味着政府部门进行改革，它更表现为政府管理体制以及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转型。 　　但是，随着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温州商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包括立法的缺失、政治色彩浓厚、定位不明确、管理体制不畅等。这种局限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可能意味着温州商会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个瓶颈。 　　问题一：商会的政治依附性。我国商会的“官民二重性”特征实际上是商会对政府的依附性，这是转型时期中国民间组织缺乏自主性的一种表现。温州商会的这种依附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商会主管单位的权力越大越受欢迎。温州商会的主管单位主要是经贸委、协作办和工商联，经贸委和工商联管理本地的行业协会，协作办管理温州异地商会。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受工商联管理的行业协会更愿意接受经贸委的管理，而受经贸委和工商联管理的行业协会很羡慕受协作办管理的异地商会。原因在于经贸委是正式的政府职能机构，它能够比名义上是民间团体实际上是准政府机构的工商联更能解决实际问题；协作办比经贸委更接近政府领导人，异地商会的负责人在每年的活动中能成为政府的座上宾。在接受我们调研的39家行业协会中，倾向于接受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的有33家，占84.6%。商会政治依附性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商会与政府之间的依存度不平衡。在收到有效问卷的57家行业商会和行业协会中，39家认为对本组织影响最大的单位是业务主管单位和其他政府部门，占68.4%；而在接受调查的政府官员中，尽管79.6%的政府官员认为温州商会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77.6%的政府官员认为只有少数商会受到政府重视，只有6.1%的官员认为商会成为政府真正重视的对象。这说明在当前，商会虽然处于政府与企业之间，但它更重视政府。政府在处理与企业的关系时，更相信职能部门而不是商会。另外，这种政治依附性还表现为有相当比例的商会常务负责人是政府退休官员，商会需要借助于这些官员的人脉关系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商会在维权中，关注的是企业间的侵权，鲜有涉足政府对企业的侵权；等等。导致温州商会政治依附性的原因，在于目前的商会发展缺乏一套正式的外部规则，需要以立法的方式来保障商会的权益。 　　问题二：行业协会的民主机制和自律问题。商会在民主机制上存在如下问题：首先，商会是一种合作机制，目前“一业一会，一地一会”的强制规定使既有商会处于垄断地位，合作失败时缺乏一个有效的退出机制和替代机制。一些企业对既有商会感到失望时，唯一的选择是退出商会而非成立或加入新商会；既有商会即使陷入僵死状态，它也能有效地阻止新商会的成立，因而不能通过竞争产生更有效的商会运行机制。其次，商会的治理是一种精英治理而非契约治理，大企业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大企业可能通过制定规则过度保护自己。如有的行业协会要求政府限制本行业企业的数量，或要求政府授权在企业年审前经过商会这一关，从而达到提高入会率、控制企业数量和限制竞争的目的。再次，商会所能提供的商机，很多为商会的上层所瓜分。如行业协会所得到的会展名额、商会向政府争取的工业区、异地温州商会从政府手中获得的土地等，最后落入龙头企业和大开发商的手中。商会的一些自律则涉嫌违法：在商会的维权中，商会没收模具等行为构成越权，如烟具协会；为了限制竞争，提高利润率，商会实行价格同盟，如油漆商会；为限制专业技术人员的跳槽和企业之间的人才战，实行最高工资限额，如合成革商会。这些违法行为一旦遭遇挑战而又不可能有效制止的话，就会使商会的威信和合法性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