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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是如何影响方言 　　【摘要】学术界汉语方言的分区的意见已达成共识，但对各方言之所以成为区别于其他方言的原因探讨不多。笔者以黔东北方言为例，从历史行政区划、地理交通、民族语言、宗教、文化心理的、人口迁移四个地方文化要素来分析，可以揭示地方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从而为揭示各大方言的成因提供参考。 　　【关键词】地方文化 方言 影响 　　 　　黔东北──贵州省铜仁地区汉语方言属西南官话。内部可分为东西两大片。东部为铜仁市、玉屏、江口、松桃、万山特区五个县市特区方，方言带有浓重的湖南腔，且呈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弱的态势；西部为思南、沿河、德江、印江、石阡五个县，方言属川黔方言的黔北方言，呈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减弱的态势。当地有“东四县”与“西五县”之分。“东四县”内部差异大到通话困难，“西五县”同部则一致性强。究其原因，有如下四种： 　　 　　历史行政区划的影响 　　 　　查考东西部的历史沿革，发现东四县与西五县方言的分歧与历史行政区划的不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黔东北的历史行政区划大致经历了如下的过程：西五县：巴国―巴郡、仟仍郡―涪陵郡―费州―黔州―务州―思州―思南府、石阡府―撒府设县。东四县：黔中地―黔中郡―荆州之武陵郡―郢州―辰州―奖州―锦州―沅州―思州―铜仁府、乌罗府―撒府设县。民国以前，西五县的思南是铜仁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五县土著居民势力强大，土司管理制度很长，行政区划相对稳定，所以内部语言的一致性强。西五县方言的分布恰恰与思南府的范围相符。石阡县介于思南府与镇远府之间，也就是当年石阡府的范围。东四县原为苗族、侗族聚居之地，由于不断地反抗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遭受统治者的残酷镇压，纷纷迁移出境或避居深山，留下来的多假报汉族，说汉语。境内汉民其实大多是明清时期才从四川、江西等地迁移而来的。东四县成为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民国时期的事情。行政区划相对复杂，方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颇具复杂性。虽然其内部差异大到通话困难，但仍能看出行政区划影响的痕迹： 　　铜仁、乌罗，虽在???永乐十一年（1413）同时设为府，但二十五年后，即明正统三年（1438），就撤销了乌罗府，将乌罗、平头著可划归铜仁府管辖。直到三百四十一年后的清嘉庆二十一年（1779），松桃升为直隶厅，才将乌罗、平头著可划回松桃。东四县的江口、玉屏、万山从铜仁府设立时起就隶属铜仁府，就连撤府设县后，也曾几度并入铜仁。 　　由此可见，今黔东北方言东西部的差异与历史行政区划有密切的关系。 　　 　　地理交通的影响 　　 　　黔东北处在云贵高原向湘西、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纵贯中部，将本区自然地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为低山丘陵，溪河交错，西部以岩溶山原为主，山高谷深。对内交往方面，横贯中部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成为天然屏障，东部人自然与东部人接触频繁；西部人自然与西部人往来密切，黔东北方言自然就形成东西两片。对外交往方面，全地区多山，陆路交通不畅。各府虽然都有东南西北四条干道与外界相通，但山路崎岖、狭窄，而且明清时期森林茂密、地广人稀，人们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如有远行，常常是多人结伴而行。商业往来如果选择陆路，既不安全，成本又高，自然大多选择水路。因此府与府之间的往来较少。黔东明珠 ――铜仁历史上“商贾辐辏”，是东部经济中心，同一经济区的语言，自然一致性强。西五县为乌江水域，乌江由南到北纵贯其间，连通了凯峡河、石阡河、清渡河、印江河、坝坨河、甘龙河、马儿 河、洪渡河，一路北上经重庆到达长江，形成了稠密的水上运输网络。 　　政治、经济的联系使得语言趋同，今贵州方言黔北片的川黔腔正地处乌江流域，黔东南片的黔东南方言正处于沅江流域。黔东北地兼两大流域，方言分作两大片，正是交通地理对语言产生直接影响的最好证明。 　　 　　民族语言、宗教、文化心理的影响 　　 　　黔东北原为土家、苗、侗、仡佬四大民族聚居之地，四大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今铜仁地区境内除松桃苗族还保留自己的语言外，土家、侗、圪佬族的语言已经消失。其中，土家语、圪佬语消失较早。民族语最易保存是地名及生活中的常用词汇。今铜仁地区汉语方言中语方言中不少词语都与少数民族语言有关。 　　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心理也同样影响着黔东北的汉语方言。今西五县土家人认为女性嫁人是吃亏了，娶了女性是占了便宜， “家家”（外公）、“舅舅”、“舅子儿 ”等词语是西五县骂人的口头禅。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所赋予的亲属称谓词语的特定意义还影响到当地的其它民族，得到西五县所有民族的认同。 　　东四县的苗族、侗族都以娘舅为大，按辈份论尊卑，没有西五县土家人的那种文化心理。土家族过“赶年”，崇拜祖先，信奉土王神，也崇拜自然神，生丧嫁娶等红白事都有特定的“规矩”，由土老师主持，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与宗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