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魔幻化,女性也是魔幻化.docVIP

城市是魔幻化,女性也是魔幻化 　　一代女性在媒体的教育中越来越摩登，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有追求和自知，导致出现了30年代――活色生香的摩登女性时代。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摩登女性是中国这一时期城市化进程的一种独特现象，是时代的产物。大概从20年代下半叶开始，上海迅速地朝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城市发展。这种城市的形成不仅需要硬件方面的建设，更需要软件建设，也就是人的精神意识、价值观、生活方式与这种被称为城市的生存空间相称、相吻合。 　　当时从官方到民间，以城市报刊媒体为平台，都在鼓吹“如何生活”的问题，倡导新生活方式、在生活层面上讲故事，女性是不可或缺的主角。这种借助和利用女性形象的宣传表达方式，帮助了中国女性成长。 　　中国女性如何从小农意识中走出来，和当时那些城市杂志有关系。一代女性在媒体的教育中越来越摩登，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有追求和自知，导致出现了30年代――活色生香的摩登女性时代。 　　 　　《良友》，新生活启蒙杂志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精神意识和生存方式都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现代城市出现了，当然城市不可能只是一个外壳，城市化当然是物的城市化与人的城市化同时展开的一个过程，如何生成所谓“城市人”呢?一二十年代，这―工作悄然地、未必是十分自觉地在各个领域展开。其中《良友》画报是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李欧梵说，《良友》各个栏目设置，无不包含新生活启蒙的意思，“《良友》的编辑敏感觉得大众在日常生活层面可能需求一种新的都会生活方式，于是对此作了探索”。《良友》设了身体、美容、服装等栏目，就是告诉读者什么是新生活，什么是现代生活，或者什么是现代城市人应该有的生活。在这种叙述里面，女性图像就会被作为典型人物呈现在杂志上。 　　30年代上海的摩登女性，其实是从文学和图像中浮现出来的“女性”，是一种叙事，一种艺术形象，一种文化想象，并非客观现实中的某某某。当时上海的报刊媒体铺天盖地的摩登女性形象，不能说现实中的女子就都是这种女子。 　　大众媒体上的公共女性形象，都十分美丽，和“五四女性”的形象完全不同。五四女性表达的是观念，没有商业意图，因此不会把“美’作为考虑要素。民国初年，《礼拜六》、《新新小说》这些通俗刊物会用美艳的女性形象来做封面女郎，用“一种可把玩的美”笼络读者。《良友》则采用包括宋氏三姐妹在内的现实中的女子为封面女郎，试图消除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真正做读者贴心可信的良友。这些女子的美貌、成功、传奇性的人生经历，成为刊物的卖点。但并不能说《良友》封面女郎是那个年代女性的缩影或者说复制，她们是杂志贩卖新生活方式的符号，普通女性会极力仿效她们，彼此推动而形成当时城市生活的大潮流。 　　 　　两种新女性 　　 　　二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这场以培养“城市人”为潜在目标的生活启蒙运动，与“五四”文化启蒙不同。后者基于对一个新民族、新国家的呼唤，致力于改造国民性，以创造一个新中国：前者基于对城市新生活的虚拟，试图推出所谓“现代夫妻”、“现代女性”、“现代家庭”，以推行一种新生活方式。 　　“五四”时期的新小说中，有一个词非常流行，叫“新女性”，指那些敢于与封建家长对抗，走出家庭，独立自主，大胆开放的女子。稍后茅盾的《蚀》三部曲，更具体地描述了这类女子。城市生活启蒙运动中的海派作家也塑造一种“新女性”形象(后来渐渐衍变为摩登女性形象)，但其内涵与“五四”新女性已经不大相同。同样独立自主、大胆开放，“五四”新女性多有追求爱情至上的倾向，海派“新女性”则不执着于这一点，甚至可以是个身份来历不明、活跃于各种娱乐场所、随时转换目标的活泼女子，刘呐鸥、穆时英小说中的摩登女子莫不如此。 　　当时代表着不同文化群体利益的不同文化潮流之间，出现了互相抵抗、消解、重叠、整合的现象，复杂的新女性形象因此产生。以电影为例，拍于20年代末的《新女性》，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本。此片由阮玲玉任主角，以当时在上海自杀的女明星艾霞的生平经历为线索，讲了一个新女性的故事。这是一个徘徊于摩登女郎、独立女性、同情并接近劳工群体的进步女性，为生活所逼卖身。为了票房，编导极尽所能地展现她的美貌、摩登打扮和时尚生活，她住单身公寓、写作、弹钢琴、出入于舞会、来往有小汽车接送，本人也非常着迷于这种生活。为了体现她的进步，合乎当时的左翼文化思路，又安排她与女工阿英结成好友，教女工唱歌，有一位身为书局编辑的、追求进步的男友，等等，显示了另一种力量对她的争取。最终因失业，女儿生病没钱医治，她不得不卖身，在人言可畏的困境中自杀了。如果由纯海派作家编导这个电影，就不会出现这个困境。当时多种文化力量互相制约，在文学影像的叙述上，也呈现了对“新女性”互为矛盾的表述。 　　 　　摩登女性的困境 　　 　　因为没有职业，中国女子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