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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邦屏藩贡桑诺尔布经边往事 　　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有一个叫王爷府镇的地方，这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清代蒙古族亲王府，“大邦屏藩”的匾额就高悬在议事厅内。一百多年前，蒙古族的“新派”亲王贡桑诺尔布就在这里发布政令，把报纸、近代学堂、邮电所等新生事物引入了漠南蒙古。1910年后，他又到了北京，还成了1912年～1928年间中国边疆民族事务的“大总管”，而“大邦屏藩”似乎始终是他经营边疆的基调，在内忧外患的时代里留下了许多值得述说的往事。 　　 　　“新派”王公 　　 　　贡桑诺尔布(1872～1931)，字乐亭，号夔盒，是成吉思汗的大将者勒篾的第24代孙，他的先祖曾为元朝、清朝立下赫赫战功，康熙帝就曾为当时的喀喇沁右翼旗御笔题写了“大邦屏藩”的匾额。贡桑诺尔布出生后依旧感受着清王朝的“恩宠”，15岁时娶了皇室肃亲王隆勤的女儿善坤为福晋(即夫人)，17岁时就世袭了郡王，又被任命为喀喇沁右翼旗第14任札萨克(蒙古语，意思是“执政官”)、卓索图盟协理盟长。从此，他本来可以像其他蒙古族王公一样，过着养尊处优、听歌观舞、寅吃卯粮的没落贵族生活，但他却感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国的内忧外患，及北部边疆地区的朝不保夕，因此他开始思考：如何应对才能持久地稳固边疆，成为中国这个“大邦”的屏障和藩篱? 　　20世纪初，清王朝为应对革命运动的冲击，推行“新政”，贡桑诺尔布积极响应，在全旗境内废除了沿习千百年的跪拜礼，改行鞠躬礼，还解散了王府的戏班，这一切表明了他告别旧贵族生活的鲜明态度。他专门挑选旗内的青年和守正武学堂的学生，成立了20多人的王府警察队，又编成了一支新式军队，采用新军的操典进行训练。福晋善坤也给予支持，把府中的侍女们召集起来，组织起一支娘子军，在后花园里操练。1902年，他又在王府西衙门开办了一所新式学堂，开学时写了“崇文尚武无非赖尔多士，正风移俗是所望于诸公”的楹联，因此被命名为“崇正学堂”。这个学堂开始40人，后来又招收官员和旗民的子女，还专门从内地和日本聘请教师，”到1912年时已培养了600多名学生。 　　为了进一步变革图强，他在1903年春天秘密前往日本??考察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参观了在大阪举行的“劝业博览会”，与日本各界广泛交往，会见了东京实践女子学校的校长下田歌子，从而开阔了眼界，对女子教育有了新的认识。回国后他创办了毓正女学堂，由福晋善坤主持校务，聘请了日本人河原操子等人任教。对于这个女学堂，人们开始很不理解，不愿送女儿入学，甚至传出了“王爷要送这些孩子到日本还债”的谣言，所以只招到24个学生。后来，人们才打消顾虑，学生逐渐增加到60人～80人。此外，他还创办了守正武学堂，培养军事新人才；选派三名女学生、五名男学生到日本留学，还派人学习俄语，创办报纸、邮电所，开金矿，办实业……贡桑诺尔布倡导的新生事物不断出现在一百多年前的北部边疆，他本人也成为当时有名的“新派”王公。当时的《东方杂志》报道过他的“新政”成效，清王朝对他也一再嘉奖，先后给崇正学堂、毓正学堂赐予御书“牖迪蒙疆”、“壶教畅明”，1910年还把他列为资政院的“钦选议员”。 　　 　　“总管”蒙藏事务十七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在政权更替之时，英、俄、日等帝国主义乘机侵略我国，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危机，尤其是沙俄策动外蒙古反动王公搞“独立”，建立“大蒙古国”；英国利用西藏的混乱局势，干涉中国内政，1913年又利用西姆拉会议，企图侵占中国领土、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使边疆的危机不断升级。这时，内蒙不少王公力图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又对曾主张“驱除鞑虏”的孙中山等人很不信任，贡桑诺尔布等人一度组织“蒙古王公联合会”，拒绝共和，甚至谋求“独立”。随后，民国政府强调“五族(指汉、满、蒙、回、藏)共和”，制定了优待蒙古王公的条例，他和许多内蒙王公才转而支持共和。1912年9月，他被任命为蒙藏事务局总裁，10月，又被晋封为亲王，1914年5月，蒙藏事务局改组成蒙藏院后他仍然担任总裁，直到1928年。其间几次短期离任，都不超过一个月，是位长期主管中央边疆民族事务机构的“大总管”。 　　1912年～1928年，中国的政局多变，政权更迭频繁，边疆地区又很不稳定，尤其是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频频受到强邻侵扰，作为总裁的贡桑诺尔布在处理属于内政范围的蒙藏事务时，经常要遇到涉外问题，如何稳定边疆始终是他和部属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此，他们既继承了清代经营边疆的传统政策，又进行了改进、完善。比如，对于少数民族王公的封爵、俸禄、朝觐和藏传佛教的寺庙兴建、活佛转世、僧官的升迁等事务都有专门的规章，民国初年他们就制定了《蒙藏回之王公及呼图克图等公谒礼节》、《年班来京蒙古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