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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小民百姓产权 　　随着《物权法》的通过，关于改革（特别是产权）的争论肯定增多。中国最“牛”的钉子户是此法通过后第一个爆炸性产权事件。类似“手捧《物权法》反对停车位收费”等新闻也不断出现。这正好给我们一个机会对改革的成败进行一番反省，并为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澄清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 　　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从保护这些小民百姓的权利（包括产权）开始。 　　那么，保护小民百姓的权利，在技术上如何操作呢？这不是一句口号能够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对个人权利，特别是产权的生成，有一个历史的了解。 　　 　　制度与习俗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我们熟悉的故事是，一个村的农民面临饥荒，为了基本的生存，冒死签了协议，私分土地，并发誓为首者如果因此举被处死的话，其他人必须帮助抚养其子女。这是联产承包的开始，也是中国改革的契机。 　　遗憾的是，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早已经被许多人忘记，其中制度创新的意义也没有被充分挖掘。 　　他们的遗产，要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产权。这些农民自己达成了一个协议，能够厘清哪块地在事实上是属于谁的（即谁来承包）。这是一个不完全的产权，我称之为“软产权”。它揭示了产权确立的过程远不像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描述的那样简单，同时也帮助我们解答了在目前这种“全民所有”的体制下如何逐渐确立私人产权的难题。 　　这些农民分地当时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相反，这是触犯法律的行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软产权”（即对土地的使用权）是如何成立的呢？这就要靠习俗。大家根据习俗中所培养的“合情合理”的原则，重新划分了土地的使用权，并对这种分配达成了共识。如果有人不同意，跑到上面去告，并且有人民公社制的政策和法律作为靠山，这种制度创新就无从发生了。 　　这一过程告诉我们，产权从无到有，最后获得确定，习俗常常比法律更为重要。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在西方广义的制度经济学派中，许多学者运用博弈论来研究经济制度和制度生成的历史，对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会有启发。 　　首先，他们对制度的解释，比我们的理解宽泛得多。制度，不仅包括法律法规和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机构和组织，还包括习俗，信仰，伦理道德等等。 　　在这个框架中分析，制度的成立不仅要靠需要法律法规和其执行机构，而且要靠人们对这一制度的信仰程度。比如，我们即使有好的法律法规，但法官决定接受贿赂而不是执行法律，老百姓也因此觉得盲目相信法律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行贿之时，这些法律法规就成了一纸空文。 　　那么，怎样使新的法律法规或者制度创新成立呢？最重要的是你要使这些法律法规在人们的信仰中获得支持。而这种信仰，又是根植于习俗之中的。否认了习俗，就等于抽掉了人们的信仰系统对法律法规的支持，最后会发展成一种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模式。 　　要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不妨把信仰分为两种：一是内化的信仰，即内心认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一是行为信仰，说白了就是见机行事：对别人如何行动有个判断，然后再根据别人的行为确定自己的行为。用个直白的话来解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内化信仰也许是要待人以诚，肝胆相照。但是，行为信仰告诉你，别人未必如此行事，反而可能趁你老实进行欺诈。这样，根据别人的行径，来确定自己的行为规范。我们日常的行为，一般也是由这两种信仰所决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何制度创新为什么都要尊重习俗，建立在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的秩序”之上。 　　 　　法律需要行为信仰的支撑 　　 　　当进行制度创新时，也许能改变人们的内化信仰，但很难改变人们的行为信仰。不尊重习俗，就很容易失败。举个例子，布什出兵伊拉克，号称是推行民主。他认为民主是人类的共同理想，超越了任何文化和宗教。美军会被欢呼为解放者。从内化信仰上看，这并不错。和一个伊拉克人解释民主的好处，说大家选举国家元首，尊重选举结果，不满意几年后可以再选，总比在萨达姆治下的恐怖日子好吧。从大量伊拉克人民出来投票的事实看，确实许多人被说服了。但为什么这个国家如今无法靠民主形成秩序呢？原因是，即使伊拉克人在内化信仰上接受了民主，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是他们无法相信别人也会有这种信仰或按照这种信仰行动。相反，别人可能利用他们的天真，占他们的便宜。在这种“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心理驱使下，他们就放弃了民主的行为。 　　由此可见，传统和习俗规约着人们对彼此行为的预期，并根据这种预期形成自己的行为规范。改变一个人的内化信仰容易 ，改变这种人对别人的预期则很难。比如，许多中国人在美国温文尔雅，排队，给别人开门，照顾残疾人，“对不起”“谢谢”每天不离口，乃至有人感叹中国人到了美国都变好了。但同样是这些人，回国不久又变回来，和人家争抢吵架。为什么？这些人的内化信仰已经是美国那套规矩，而且在美国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