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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气节操守 　　最近看孙红雷主演的谍战剧《潜伏》,剧中有两个人物令我感动。一个是主角余则成,由于执行潜伏任务情况特殊,未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却能忠于自己的信仰出生入死;另一个是配角秋掌柜,因叛徒出卖被捕,宁可咬断舌头也不肯说出党的秘密组织名单。看到他们的所为,就知道什么叫气节,就不禁联想到自己在重庆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拍下的陈然(小说《红岩》里《挺进报》负责人成岗的原型)所写《论气节》一文―― 　　什么是气节? 　　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 　　也就是《礼记》上所提出的“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 　　这种精神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它需要培养!然而这培养又不是“修心养性”,用主观的“毅力”、“决心”之类来驾驭自己的行为所能办到。因为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是什么高度的理性呢? 　　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中国人很讲中庸之道,唯独在大节上,非常之绝对。这与几千年来中国发生过太多改朝换代、异族入侵和外国侵略的灾难有关。这种断然不能容忍背叛变节行为的绝对精神,确实是属于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态。文天祥及其《正气歌》里列举的董狐、苏武、嵇康等一系列忠义之士,一直受到后世人们的崇敬,而那些投降派,总是被人唾弃。 　　马克思曾经说过:“不可收买是最崇高的政治道德。”这种忠义气节,也就是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无疑在官德中居于首位。 　　文天祥在诗中说:“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时穷”之际,荣辱关头,一个人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实是他平日修为的必然体现,“时穷”只是展现节操的一个时段。平时能够刚直处世者,关键时刻往往都能“清操厉冰雪”。孟子说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苏东坡说“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辛弃疾说“锦绣心胸冰雪面”,无不表明平日修为的重要性。 　　人??时的行为、品德就是操守。生而为人,不能没有操守。从某种意义上说,操守是作为个体的人被社会和群体认同,并得以自由生存和共处的基本前提。因此,操守常常被看作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有的人甚至把它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比如“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就应当被中国公民内化为自己的操守。一个社会中的官德、行政道德的状况,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的状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官吏、行政人员无论在人数上是多么少的一部分,但却是直接掌握权力的,处在一种直接支配社会资源配置状况的位置上,其道德行为和道德风貌不仅为社会大众所关注,而且直接对社会大众起示范效应和导向功能,影响着民德和民风。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把掌权者的道德状况比作风,把老百姓的道德状况比作草,认为风往哪边吹,草就会向哪边倒。所以,孔子希望掌握权力的人应当重视德政,爱好礼义,清正廉洁,极少贪利之心。一旦做到这一点,就能够促使普通百姓学礼义,讲道德,美风俗。这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民族英雄林则徐十分注重操守,以本分自立、清白处世、诚实待人、急公好义为生活信条。他身为一品大员,但自奉甚薄,所到之处,严禁铺张。从他的奏折、公牍到家书、日记,处处表现出高尚的品格和廉洁的作风。在致李铭经的信札中,他这样阐发为官之道――“凡官都是难做的。彼以做官为可安乐恣意纵欲行险侥幸者,十有九败。” “吾人作官,第一保要领,第二顾声名,第三留子孙地步。时时念此三者,当不至大有悖理违心之事。”“钱财之事,得过且过,不宜多;拉扯功名之事,得安即安,不必多。”林则徐撰有一副对联,足见其识见超迈:“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大意是说:子孙如果像我一般忧国忧民,留钱做什么呢?既然他们有了贤德,那么钱多了就只能使他们的志向受损。子孙如果不像我一般忧国忧民,留钱做什么呢?他们那么愚笨,钱多了只会更容易让他们犯错而已。 　　媒体去年年底披露的阳澄湖巨贪案的主角,估计不知道林公的这副对联。一年四季常穿制服,一日三餐省吃俭用,向来节俭的原苏州吴县市渔政管理站阳澄湖分站站长李永元,竟然侵吞国家资产300万元,创出“全国内湖渔港渔政贪污第一大案”。他侵吞300万元却一分都没花。他没有什么嗜好,最大的乐趣就是没事翻存折,看着阿拉伯数字不断递增心情愉悦。那么,他为什么要贪得无厌呢?他的“想法”很简单,第一是退休后过得舒畅点,第二是可以多留点给子孙。其结果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赃款被悉数追缴。 　　晚清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