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模棱”.docVIP

宰相“模棱” 　　“模棱两可”典出《旧唐书?苏味道传》。说的是武则天圣历年(698)，苏味道升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善于向皇上陈奏，由于熟悉台阁历来的典章制度，他上朝言事可以不带奏章，只凭口头禀报，侃侃而谈。虽说出任宰相数年，但苏味道却不能在朝廷政务上有所建树，只是一味阿谀圆滑于君臣之间，屈从附和，取容于世而已。他常对人说：“处理事情不要那么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否则，一旦出现差错，必然后悔，而且还会留下遭受处分和被谴责的后患。因此，凡事只要模棱两可就行了。”故此，时人送其别号，称苏味道为“模棱宰相”。 　　为官处事“模棱两可”，苏味道常为后人所诟病，并且对其鄙夷不屑。而实际上，以笔者之见，这其中确有难言苦衷。 　　据史料记载，苏味道是通过科举封进士而步入官场的。他曾被三度拜相，居相位执掌朝政九年。单从这一点来看，苏味道就不是等闲之辈。苏味道官至宰相，当绝非平庸之辈，况且从苏味道的诗文才气来看，也远不是酒囊饭袋，可为什么偏生落了个碌碌无为的“模棱宰相”之名呢? 　　中国古代的官场可谓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吸纳人才的同时又在毁灭人才。一方面它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通过国家的暴力垄断和文化垄断使人除了依附国家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另一方面又通过人身依附和人身控制的制度，使人既丧失独立的经济地位，又丧失独立的政治地位，进而扭曲人性，异化人的本质，让那些读书人蜕变为官僚，继而成为帝王御用的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中国专制的极权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对官僚阶层的绝对控制权和支配权，是建立在对其生存条件的绝对和全面的控制之上的。对大多数人而言，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控制了人的生存条件，即可主宰其意志。丧失了独立的经济权利，也就谈不上有独立的政治权利。用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肚皮，哪里来的脸皮”。有了稳定的、不依赖他人的经济收入，才会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依附于他人，不仅会失掉独立的人格，而且在道德上也难守节，沦为奴才也是势所必然。极权专制下的社会中，就是通过全面控制社会的经济命脉，从而达到控制人本身的目的。 　　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会里，一个人一旦被政府划为另类，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思想自由等等，都只能是痴人说梦。在这样的社会中，广大的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混出个人样儿来，唯一的道路便是入仕做官。可在独裁专制者眼中，什么知识分子精英，什么科举选拔制度，统统不过是自己手中的玩物。想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着举国上下的读书人纷纷走进科场应试，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纵观古代中国官场历史，那些想做官，或是准备做官者，无一不是在成为各级主子之前，必先获取了当奴才的合格证和卖身契之后才能步入官场。没有了这两样东西，也就没有了混迹于官场的通行证，更谈不上今后的飞黄腾达。正如不少专家学者所分析的，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历来是专制独裁者用以维护其暴力统治的通灵宝玉。一方面当政者若不安排一群宵小，让其分享一部分权力与利益，就不可能篡夺权力并维持统治；另一方面，混迹于官场企图升官发财的钻营利禄者之所以愿意戴上锁链，为的是反过来能把锁链套在别人身上。 　　极权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有两个典型的特点： 　　其一，它是一个“零和博弈”的社会。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成者王侯，败者寇”，赢者通吃。在这样的社会中，游戏规则通常由强者制定，并且博弈的双方既缺少谈判的渠道，也没有相互妥协的意愿。所谓“拳头下面出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于强者来说，国家权力全部集中在少数个人或小集团手中，而且这种权力往往不受伦理和社会制约，极易发展为一种不受约束的任意滥用的绝对权力。对于弱势群体而言，面对施暴的权力，或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或是揭竿而起、暴力革命。 　　其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独立于皇权和国家的公民社会。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 　　任何一个当政的王朝或掌权的政府，从来都不会允许有批评其权威、质询其执政偏差的独立的自治的社会组织产生。与此同时，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也总是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乃至暴力手段来敉平社会反抗，而不是通过利益博弈的机制达成妥协。当然，历代统治者也在其统治实践中逐渐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并能适应现实的变化和吸取成败经验与历史教训的机制。通过这样的机制，吸纳部分社会精英进入国家管理机构，接受部分草根阶层的诉求与愿望，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持整个国家政权机器的运转。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明君清官”治天下的盛世局面。但是，这种机制并非一种长效机制，常常为统治集团的昏聩与腐败所中断和破坏，一旦发生这种局面，社会便逐渐断裂，国家开始走向失序，平常在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