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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先锋风险社会视野中中国食品安全报道 　　【摘 要】媒体对食品安全问题报道之后，会出现公众恐慌和行业损失，人们由此往往归罪于媒体。本文试图从风险社会的角度，以2006年的“多宝鱼”事件为例，说明食品安全问题为什么会变成了食品安全的报道问题，这里面既有因果关系的难以确立，也有事件本身的后果无法测量，把责任全归之于媒体是不公平的。同时，中国的媒介在报道食品安全时，也必须改变观念，从自以为是的监督者成为客观公正的“雷达”。 　　【关键词】食品安全；风险社会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绪论 　　 　　凡是媒介报道了某一类食品的安全问题，那一行业大多遭到沉重打击，而且常常是毁灭性的，恰如多米诺骨牌，一触即连串而倒。即便是那些拥有良好信誉的老字号，似也难以幸免。于是，媒体在食品安全中的作用，一下子众目睽睽，食品安全的问题大有被转化为食品安全报道问题之迹象。 　　何以如此？ 　　从社会心理追究，由于食品关系重大，病从口入的担忧导致民众杯弓蛇影，应该可以理解。然而，更多的矛头则直指大众传媒，一个无需求证量化，又总是能百发百中的万能词汇――“炒作”因此应召而来。言下之意，千错万错都是媒体的错，否则，即便不是“庸人自扰之”，自也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我们目前关于此类的研究中，大多也都是从这样的思绪着力。这也就难怪，四川省质监局严格规定了“食品安全宣传报道”中的“七要”[1]，试图以此让不小心就步入“岔路”的媒体，回到可控的“轨道”。食品安全的控制，在这种种因素作用下，演变为对传媒控制的呼声。传媒变成食品安全的源头。 　　假若放眼全球，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1996年3月，当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十例克雅氏病案例可能与疯牛病相关时，第二天不仅英国，整个欧洲的牛肉销量都大幅下跌。几乎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都严禁英国牛肉及牛肉制品进口。英国的甚至欧洲的牛肉产业，因此几乎崩溃。“事实上，媒体对该事件的密集覆盖已经使得疯牛病/克雅氏病从相对的‘英国’本土事件转变成一个全球性现象。”[2]依此来看，媒体的报道导致一个产业的衰落，是全球的一个普遍状况。这，莫非也都是媒介“炒作”所惹的祸？除了“炒作”（假若“炒作”真是全世界媒体的基本特点），是否应该还有其他的解释？ 　　的确是有另一种说法，来自乌尔里希#8226;贝克，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风险，所引致的市场崩溃、资本贬值等等，是现代化发展进程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一种副作用[3]。就是这位贝克先生，近几年与吉登斯站在一起，专以反思现代化见长。在他看来，“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其特征是，“从技术――经济‘进步’的力量中增进的财富，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4] 　　贝克的“风险社会”一说，在全球激起极大反响，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对社会理论的挑战[5]。本文尝试立足这样的基点，并以2006年的“多宝鱼”事件为主，同时兼及其他，对我们的食品安全与食品安全的报道作一粗浅反思，也许有助于我们跳出原有的思维框架而有新的感悟。 　　 　　一、风险社会视角中的食品安全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与现代化的反思直接相关，通俗说，就是指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从具体内容看，包括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与之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伤害，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所以，风险是文明所强加的[6]。换用吉登斯的表述，就是“生产力”拓展所具有的大规模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现代社会中大多数影响人类活动的这一类突发性事件都是人为造成的，而不是上帝或大自然所为。[7] 　　立足这样的逻辑，首先有必要交代本文所谓风险社会中的“食品安全”。它不是指那种昧着良心的制假售假（如过去曾多有报道现在仍难断根的假酒、假药、假烟等，2006年还有假酱油）之类的，这不仅因为那是古已有之，犹如人类诞生就伴随着风险一样，更在于前者是“外部的”对人类“命运的打击”，是当下直接感受感知的具体苦难。风险社会中的风险――“食品卫生”，则是现代化工业生产的伴随物，是为人类提供服务和满足之后的不可预料的剩余物。一方面其具有不可计算性，另一方面，它是建立在决策基础上[8]，是自己所招致。具体说，因专注于技术经济优势和机会，从而把这些可能伴随的灾难视为发展难以避免的阴暗面，需要付出的代价，甚至是主流中的支流而忽略不计，颇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味道。由此，风险不具备当下性，也难以预料，而且必然是对未来的担忧，是试图对将来可能具有的危害的规避，比如转基因食品。仔细观察即可发现，近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事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