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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立广东经济特区有大功吴南生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短短28年，深圳，这个昔日的边陲小镇，一跃而变成一座颇具规模又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城市，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被誉为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的亚洲“四小龙”。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吴南生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并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是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创办经济特区的重要领导者和见证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该忘记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吴南生。 　　 　　 吴南生，揭开邓小平首次视察深圳的谜底 　　 　　熟悉深圳历史的人都知道，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邓小平把广东作为复出后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严重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久，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在场的广东省委领导感到惊诧和疑惑，不知道邓小平的真正意思。直到1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揭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 　　吴南生1922年生，原名吴祖武，曾用名吴楚人、陈南生，原籍潮阳市关埠镇。1936年，14岁的吴南生开始在汕头、香港、厦门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作品，是当时汕头文化界进步组织“文艺座谈会”的主要成员。同年，吴南生参加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汕头市委、潮澄饶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澄（海）饶（平）县委、普宁县委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南生奔赴东北，历任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吉南地委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长。1949年南下，任江西省南昌市副市长。进入汕头后，任中共汕头市委副书记兼汕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以后历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等职。 　　 　　在邓小平1977年视察深圳后不久，吴南生便来到深圳的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他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农民一个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眼前的事实终于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家乡汕头的落后，增强了吴南生改革的紧迫感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十年浩劫”之后，百废待举。在这历史转折关头，1979年1月8日至25日，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后，按照省委的分工，省委书记吴南生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汕头是吴南生的家乡。吴南生1936年在汕头参加革命，1944年由党组织安排赴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结束后，吴南生从延安奔赴东北。1949年，吴南生随解放大军南下，参加解放汕头，担任汕头军管会副主任。1952年，吴南生奉命调动，离开了汕头。这次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自己所熟悉的楼房已经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眼前的情景，深深触动了吴南生。重返故园，吴南生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心痛地说：“眼前的汕头，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 　　吴南生在汕头停留了两个多月，对汕头当时落后的状况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这段日子里，吴南生晚上睡不好觉。解放都30年了，人民群众生活还如此艰难，他感到十分内疚和困惑，特别有愧于那些当年舍生忘死、鼎力支持革命的父老乡亲。 　　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