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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文学在中国译介的发展历程 　　中德两国经济关系的不断向前发展，也使两国之间的文学交流问题备受译介和文学研究界的关注。文学交流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接东西方之间智性和美学的桥梁、探究他者历史和文化世界的窗户。德语文学的勃兴虽与欧洲其他文学大国相比晚了二三百年，但是善于思辨的日尔曼民族却为人类贡献了一大批哲学家、文学家。与表现人生常理的英国文学、幽默感性的法国文学相比，德语文学内涵深邃博大，被视为“思想者的文学”，为读者提供了无限的精神力量，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 　　中德文学关系源远流长，可追溯到 16 世纪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时期。在传播西方宗教、西方学术的同时，他们也翻译了大量中国典籍，奠定了西方了解中国文学的基础。而中国真正关注德国文学却要等到 19 世纪后期洋务运动的兴起。随着中国时局的变迁，德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也经历了萌芽、繁荣、沉寂和复苏，每个阶段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洋务运动拉开了德语文学汉译的序幕，此时的作品译介当始于政治社会的急需，因此爱国诗歌和小说大量涌现。“五四”前后文学翻译进入了繁荣期，被译介的德语作品数量空前，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文学不光是政治社会斗争的反映，更是融汇了东西方智性与美学的成果。特别是对以尼采、歌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译介，促进了新时代中国作家的情感解放。然而随着 1937 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本应顺势发展的译介繁荣被迫中断，德语文学译介整体陷入颓势，但值得一提的是以里尔克为代表的唤醒人们自我探索的经典作品译介与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反战文学并驾齐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标准第一”成为文学译介的主导思想，以及 60 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使德语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数量明显下滑，甚至一度陷入停滞。一直到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德语文学译介才逐步复苏并迎来了它的第二次高潮，以卡夫卡为代表的德语作家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因“文革”而饱受情感压抑、产生自我危机的知识分子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共鸣。 　　鉴于此，本论文将分四个阶段展现德语文学在中国译介的跌宕起伏，以代表性的德语作家和中国译者为切入点，概述其时代特点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德语文学汉译的萌芽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鸦片战争和接踵而至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沉重的危机，于是文化史上兴起“西学东渐”，一批有识之士意欲“师夷长技以制夷”，尤其是甲午战败、戊戌无功之后，德国的军事、政治、教育制度都被中国人视为典范。而此时一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单纯学习德国军事技术，引进坚船利炮，并不能彻底拯救落后的中国，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外来文化。德国文化资源就在此时期以相当迅猛的速度进入中国，德语文学翻译也正式拉开了序幕。所以此时德语文学的译介和输入，是以“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为重”。 　　德语文学汉译始于中国近代着名政论家王韬所译德诗《祖国歌》，其作者为德国杰出的爱国诗人阿恩特，此诗音韵铿锵，气势慷慨，表达了诗人反对法国侵略的不满，激发了德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驱除外族侵略的斗志。王韬借翻译此诗表达其忧国忧民、救国图强的意愿，译诗一经发表，便受到多方关注，并被多次转录。护国将军蔡锷曾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痛感中国缺少国魂，并全文转录王韬译诗，称其为德国国魂之所在。鲁迅先生也曾在其《摩罗诗力说》中对阿恩特及其作品进行了精辟的品评 ：“于是有爱伦德者出，着《时代精神篇》，以伟大壮丽之笔，宣独立自繇之音，国人得之，敌忾之心大炽 。” 　　王韬、鲁迅两位用笔唤醒国人思想的爱国文人在精神上碰撞到了一起，都为中外文化交流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二、“五四”时期德语文学汉译的繁荣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文学杂志纷纷创刊，并成为外国文学译介的首要阵地，各大出版机构也争先推出文学翻译作品。德语戏剧、小说不断被介绍到中国，且风格类型迥异，进一步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了解德语文学的窗口。这一时期对中国文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尼采。有中国学者就认为，尼采在“五四”前后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远大于对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影响。 　　众所周知，德国文学作品以思辨见长，饱含哲理，而看似偏离文学范畴的哲学作品又文风优美，富有诗歌韵味，所以很多德国文学家既是诗人，也是哲学家。 　　因此，尼采在中国学人心中的身份摆荡在哲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其思想最早由梁启超于 1902 年介绍到中国，之后陈独秀、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胡适、茅盾、郁达夫等都曾撰文介绍尼采思想或发表尼采着作的译文。鲁迅先生在 1907 年和 1908 年发表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多篇文章，数次提及尼采，并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称尼采为“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此处个人主义是指尼采提出的，以个人对抗群体的超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