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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心”、“物”二元的分界与融合历史考察 　　“心”“物”及其相互关系是西方哲学“认识论”领域中的一组重要理论范畴，这组范畴反映在美学领域，往往表现为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二分形式而展开，而这一特点也反映在整个西方哲学以及西方音乐美学的发展历史之中。本文拟从西方哲学“心”、“物”二元的分界与融合做一个简要梳理及其历史考察，并由此关注20世纪西方美学“心”、“物”二元论对立的消解与融合趋势，及西方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以此求证于大方之家。 　　一、西方哲学与音乐美学“心”、“物”二元论的分界溯源 　　 　　柏拉图《费多篇》认为，灵魂先于肉体而存在，肉体“天生的虚弱”和“易于腐烂”;而“灵魂（理式）”存于人“心”（人的心灵），能保持永久。认为“心”（心灵）与“物”（肉体）相分，“物”是“心”的载体，人透过被肉体囚禁的“灵魂”（心灵）看待“实体”,“心”与“物”是相分。由此，柏拉图把二元论划分感性世界和睿智世界（TheSensible World and Intelligible World）。 　　继柏拉图之后，西方哲学美学二元论（dualism）逐步分化为形上学的（metaphysical）二元论和知识论上的（Epistemological）二元论。形而上的二元论认为，在任何既有的领域之内，都有两个独立而不可相互还元的实体（substance）。宇宙最根本的实在是二元的，即，通常所谓精神（心）的与物质（物）的；而知识论上的二元论则认为，人的认识对象“物”（特指被知觉或被记忆的事物）和认识主体“心”（呈现在认识主体心中的感觉、记忆或概念等）是相分离的。 　　心物二元论思想尽管在柏拉图时代有所呈现，但其正式出现则不晚于笛卡尔时代。笛卡尔说，“当我要把一切事物都想成虚假的时候，这个进行思维的我必然非是某种东西不可；我认识到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十分牢靠，十分确实，……”这段文字是笛卡尔形而上认识论的核心，强调“心”为主体的能动作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说得精神比物质确实……偏向把物质看成是唯有从我们对于精神的所知，通过推理才能认识（倘若可认识）的东西。”笛卡尔之后，欧洲绝大多数哲学家、美学家都或多或少接受了关于“心”与“物”二元论的思想，即认为在“我思”的前提下，“心”与“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二者统一于上帝。 　　按照笛卡尔的二元论，既然“心”和“物”是完全不同的实体，那么，两者都可以不依赖于对方而独立存在。因此，“心灵”也应该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不占据空间的“非物理性”实体。这种观点带来了一系列的认识论矛盾，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心”、“物”互动关系的矛盾。如果假定“心”、“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么，如何解释“心”、“物”的互动关系？如何理解一个完全非物理性的“心”在因果关系中作用于作为物理对象的“物”（肉体）本身？ 　　笛卡尔其之后的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Leibniz,1646-1716）等哲学家们也提出把世界分成“现实的”和“可能的”,认为现实世界是“可能世界”的一个例证，是“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世界。“心灵”（或译“精神”、“心”）在现代的意义很多时是指人的“思想”或“思维”,但莱布尼兹明显不用此意。莱布尼兹时代，崇尚笛卡儿把世界分为“物质”与“心灵”,莱布尼兹虽然继承了这种二分，但没有选择“物质”,只好选择“心灵”,认为“心”“物”二元论关系中，“心”比较重要。到 18 世纪的康德（I.Kant）二元论，则强调人们能够认识的只是“表象（phenomenal）”,即经验及可能经验的事物，而“物自体（thing-in-itself）”或“本体（noumena）”是不可知的。而知识论上的二元论则认为，人的认识对象“物”（被知觉或记忆的事物）与认识主体“心”（呈现于认识主体心中的感觉材料、记忆或概念等）截然不同，在“心”、“物”关系中，作为主体的“心”具有主导的地位，康德实现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认为不是“物”（事物）在影响人，而是“心”（人）在影响“物”（事物）。是人（或“心”）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也首次把“客体”（“物”）与“思维”（“心”）的同一归于“主体的能动性”,甚至认为，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康德的着名论断就是：“人为万物立法。”人“心”是认知万物的主体，“心”决定了“物”的表象，这一论断与现代量子力学有着共通之处，即，事物（“物”）的特性与观察者（“心”）有关。 　　到 19 世纪，出现了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和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等人为代表实证哲学流派，认为哲学的基础应当是“实证的”事实，反对以任何“感觉经验”之外的东西作为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