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古代文学】张国伟：杜诗中谬理的审美效应.docVIP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张国伟：杜诗中谬理的审美效应 　　 　　一 　　 谬理通常指违反常情，表现为反常背谬的事理，也就是在哲学上所说的悖论部分。在中国古代的诗说中，贬之者谓其“言语道断，思维路绝”；誉之者赞其“离形得似”、“无理而妙”。我赞成后一种说法，其实在诗里巧妙地动用谬理，会大大增强诗的艺术魅力。我国古代诗人中，在诗里运用谬理既多且好的，当首推杜甫。清代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中，对谬理在诗中运用的艺术效果，有很精彩的论述：“……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又说诗人运用了在“俗儒”看来“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又何有”的谬理后，结果是“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理既昭矣，尚得无其事乎？” 　　 诗对于真实生活的反映，就其本质意义来说，都表现为一定的反常背谬，都具有变异形态。因为诗里反映出来的生活，都是社会现实通过了诗人的头脑的折射，因此出现在诗里的常常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录象，而是诗人用想象编织起来的符合他的审美理想的世界。当然在这些似梦非梦的世界中，有的比较贴近现实生活，有的则距离现实生活甚远；但是，完全一致，或者说百分之百的真实，这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是照相与录象，也还有一个选材与观照的角度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艺术作品中反映出来的都是生活的变异形态，诗尤其是这样。对此，清代艺术大师郑燮曾有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话：“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不同物固然有不同的形态，因此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一物在不同人的眼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就是同一物在同一人眼中，也不是时时处处相同，相反却是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例如同一个人观赏同一棵树，由于站立的角度不同，观赏的视线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形态；再由于昼夜与季节等变化，发生的变异就更大。有时只是平常景物，在月光下却被涂上了一层朦胧神秘的色彩。明末清初的张大复在《梅花草堂集》中对此有一段很精彩的记述：”邵茂齐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涧，梵刹园亭，屋庐竹树，种种常见之物，月照之则深，蒙之则净；金碧之彩，披之则醇，惨悴之容，承之则奇，浅深浓淡之色，按之望之，则屡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涛，远于岩谷；草生木长，闲如坐卧；人在月下，亦尝忘我之为我也。”以上还仅仅是说物体客观形态的变化，就已有这种种不同了；如果再加上艺术家的思想情感的介入，那就更会发生千变万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里的艺术形象可以说都是现实生活的变异形态。 　　 虽然如此，但变异的程度却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一定的差别，其中有的变异小一些，比较贴近生活；有的变异甚大，离生活本身更远，显得面目全非。我们在这里着重研究的正是杜甫诗中那些远离现实生活本来面目的变异形态，那些有背于常规逻辑的谬理悖论。 　　 　　二 　　 杜诗中具有更大的变异形态的谬理，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21处之多，大致可归为七个类型。 　　 　　一、知觉变异 　　 一个人的知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与触觉等，其中尤以视觉使用得最为普遍。一个人的视知觉可以发生种种变幻，首先是视角的不同会产生知觉表象的差异，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审美主体心理因素的介入，产生种种变幻，强烈的感情作用造成跟一般人的知觉有明显的差异。视觉变异的现象在杜甫诗中大量存在着，例如《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中开头一句“秋水清无底”，就是一例，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注明：“卢思道诗：秋江见底清，首句翻用之。”其实这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翻用，而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卢思道的诗是说秋江清澈见底，这是完全合乎常情的视觉感知，而杜甫却是说秋水清澈无底，这是超出常规的视觉感知，但这样却大大增加了秋水的气势，突出了石门山的高峻与山谷的幽深。在《月夜忆舍弟》中有一联名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里的“月是故乡明”就是视觉变异，故乡之月与他乡之月，本是同一轮明月，因此根本不存在哪里的月亮更明甚至更圆的问题，但由于诗人情感因素的介入，视觉发生了变幻，因为对故乡的热爱与苦苦思念，所以在他乡看到月亮也觉得不如故乡的月亮更明亮可爱。诗人这样写，使他对故乡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加深了因战乱不停而回不了故乡的愁苦之情。杜诗中表现出视知觉变幻更为突出的还是《春宿左省》中的“月傍九霄多”一句，叶燮对此曾大加赞赏，他在《原诗》中评论说：“从来言月者，只言圆缺、言明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