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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战略与政策作者：宋伟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内容提要目前，学术界存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相分离的情况，原因有三：普遍性的理论似乎不能运用于具体政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理论自身的误解；理论家不参与政策分析。论文认为：作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简约性、解释性和可证伪性等特征，可以直接运用于国家的对外战略制定；而理论的推论和外交政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应用于具体的政策分析成为可能。此外，理论的学习和理论思维的形成，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战略政策因果关系“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恩格斯国际关系学界正在进行一场反思。这场反思的起因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自己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力感到不满。[2]虽然一些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坚持理论发展对于政策制定的重要性，但却不得不面对他们在政策领域日益被边缘化和许多学者主动远离政策领域的现实。[3]约瑟夫·奈和约翰·伊肯伯里等人提供的证据是学者担任高级决策职务的减少、学者们实证研究偏向国际体系本身而不是具体问题，但这并不能完全证明理论或者学术成果的影响力也在下降。[4]例如，为了促使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更符合现实主义的原则，现实主义者专门成立了“促成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联盟”（CoalitionforRealisticForeignPolicy）。[5]不过，一度在美国政坛得势的新保守主义学者自然会对国际关系学者在政策制定方面影响力下降这一论断不以为然。而且，在近期的美国政界，许多优秀的学者继续担任重要的政府职务或担纲时政评论，例如约瑟夫·奈、杰出的新现实主义者斯蒂芬·克拉斯纳（2005－2007年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和鲜明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柯庆生（2006－2008年担任副助理国务卿），以及《新闻周刊》的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对于学者在政策领域的影响力，一些较为清高的学者例如肯尼思·华尔兹采取了比较无所谓的态度，认为社会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而不在于政策意义，虽然他们自己也发表政策意见。另外一些学者试图做一些辩护，毕竟学者的影响力并不一定需要直接参与到具体问题的决策过程中。他们认为，学者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思想和战略。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主张的，“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任何经验的或实际的分析都是以理论为基础的”。[6]斯蒂芬·克拉斯纳明确地指出，“制定外交政策是极为困难的，比火箭科学还要难很多。拥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思想是有帮助的，而学术界提供了许多这样的思想。”[7]既然如此，为什么提供思想及具体理论的国际关系学术界在政策领域——起码在常见的舆论中——却很少得到认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成果很少应用于具体政策，以及会出现约瑟夫·奈等很多学者所担心的学者被边缘化的现象？本文将主要结合现实主义来回答这些问题，并努力澄清国际关系理论运用于决策领域的必要性、途径和努力方向。一、国际关系理论对政策制定缺乏吸引力的根源学术界的理论对政策的影响力较弱，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但对于其根源却存在不同的看法。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和美国的问题虽然类似，但原因可能大不相同。总结起来，大体可能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一些国际关系理论较为宏观抽象而外交政策问题过于细致具体相当一部分人（包括许多学者）认为，现有的理论过于抽象宏观、范式之间互相排斥，一些理论甚至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无法有效地用来制定（以及解释和预测）具体的外交政策。这方面典型的代表是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华尔兹提出了一个可能让许多人不解的看法，即理论要肯定会远离现实，“一个模型飞机应该看上去像一架真的飞机，然而解释力量的获得却是通过与‘现实’拉开距离，而不是与之保持接近。一个完整的描述最缺乏解释力。”[8]既然理论远离现实，那么对于许多具体的政策研究者来说，自然会觉得理论往往过于抽象、甚至是偏颇，重视一些因素而忽视另外一些因素。结构现实主义可以说明战争为什么反复出现、什么样的国际体系最为稳定这样的“少数重大事件，”但却没有发展出可以让政策制定者得心应手的具体外交政策模式。华尔兹强调说，这种宏观的、针对国际体系总体的国际政治理论，不是关于国家行为的外交政策理论。[9]其他的国际关系体系理论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例如，自由制度主义告诉我们国际制度很重要，但政策制定者并不能依据这种理论来明白国家应该在什么时候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