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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战略会战重大意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部悲壮的史诗。从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事变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会战结束，是中国抗战的防御阶段。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对日寇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太原”、“南京”、“徐州”、“武汉”等一系列战略大会战，在这些会战中，除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取得胜利外，其他会战都惨遭失败。但中国军队并未在失败中绝望，而是在屡败屡战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战斗，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谱写了抗日战争的一段辉煌战歌。 　　 　　唤醒了民众，展示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 　　 　　抗战前，中华大地内忧外患，国内战争连绵不断。“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感召下，在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的“兵谏”之下，国共达成了联合抗战的共识。“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在屡败屡战的会战中，国家、政党、团体和民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统一。 　　一是炎黄子孙激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中华儿女素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面对凶残至极的强寇入侵，他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工商业资本家踊跃认购救国国债，各界民众积极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素有爱国情结的海外华侨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斗争，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战。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等就发起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东南亚各国４０多个华侨救国团体在新加坡集会，一致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华侨也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积极筹集现款和物资，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大批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海外华侨的月捐平均达到１３５０万元。仅１９３８年，菲律宾华侨捐献飞机５０架，旧金山华侨捐献飞机１０架，新加坡一商埠捐献运输汽车４０辆。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仅归国参战的粤籍华侨就有４万多人。万众一心的中华儿女像一头苏醒的雄狮，筑起了一道抗击倭寇的新的???铁长城。 　　二是参战官兵表现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浩然正气。抗战初期的中日会战是一场实力悬殊的作战。中国官兵几乎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同强敌鏖战的。驻守台儿庄的中国军队就曾提出：“以我们的肉蛋和鲜血，战胜日寇的铁蛋和坦克。”所以，每次会战都打得十分惨烈。广大官兵都抱有精忠报国、战死沙场的决心，不畏强虏，同仇敌忾。牺牲在台儿庄战场的第二路游击司令刘震东中将，临赴前线之前，给老母的信中写道：“遭此期间，只等将日本贼杀个干净，才能了却我的责任。”牺牲在忻口会战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临终遗言：“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为了抗击日寇的进攻，国军几乎是整连、整营的阵亡。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谈到淞沪会战时指出：“我军缺乏现代化武器，全赖血肉之躯与之相抗，所以伤亡甚重。”官兵们拼死沙场战强虏的牺牲精神，惊天地、泣鬼神，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誉。苏联《真理报》评论说：捍卫自己祖国每一寸土地使之免遭日本侵略的英雄的中国人民，以自己光荣的军队而驰名于世界。 　　 　　消耗了敌人的实力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图谋 　　 　　日本是一个岛国，内部回旋的余地不大，素有侵略扩展的野心。同时，有限的活动空间，又造成了日本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经过日俄战争和甲午海战之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本朝野更是夜郎自大，狂妄至极。战端一拉开，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华一击论”者就占据上风，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提出：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卢沟桥事变时向裕仁天皇保证：“在一个月内打垮中国”。这种狂妄的野心使他们不顾分散兵力之大忌，在华北、华东和西北地区同时作战，企图一举灭亡大中华。正面战场屡败屡战的会战，虽然没有彻底打垮日寇的进攻，但却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斗志，提升了中国军队的地位。 　　一是严重消耗了日军的实力，沉重打击了敌人的锐气。从“七?七”事变到１９３８年年底，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的一系列会战，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陆续投入２３个师团、１６个旅团（不包括东北关东军）近百万人的兵力，占日军总人数的２／３以上，而且每次会战，由于中国军队的奋力抗击，日军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截至１９３８年底，日军在战争中的伤亡已达４４．７万多人，仅武汉会战就伤亡２０多万人。随着日军伤亡的不断加大，战线的日益拉长，日军兵力分散，兵员奇缺，加之中国军队的打击，给日军肉体上和心理上都造成了巨大的毁伤，士气日见低落。连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哀叹：“攻占武汉伤亡甚重，这使我心情忧郁，在慰问九江各医院时，特别是瑞昌野战医院的凄惨情景使人久久难忘。” 　　 　　二是遏制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宣告了日寇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开战之初，日本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