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市民化困境与出路.docVIP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困境与出路 　　 [摘要]迄今，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对文化心理层面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的探讨还有待阐释。该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层面市民化中面临文化适应惰距和身份认同模糊的困境，并对如何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行了对策思考。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文化适应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在新时期的新表现，突出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上。伴随第一代农民工从城市的逐渐退出，新生代农民工最终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社会和学界所关心的问题。如何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有序、稳定地融入城市社会，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我国城乡二元的制度分割造成了市民化研究取向与国外学界的不一致。第一，国外的市民化研究主要探讨的对象是农民，而国内的市民化研究对象主要是我国特殊体制下的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第二，国外的市民化研究集中在微观层面的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而国内的市民化研究则重视从宏观制度层面探讨农民工的城市进入问题；第三，国外的相关研究将市民化界定为主观的、能动的过程，而国内的研究则将市民化视为一个被动的、社会变迁的过程。 　　我国的市民化研究一般是研究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一般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1]。当前，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的研究，社会学界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种“半城市化”状态，用来描述农村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但与成为市民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现象。王春光认为，与西方国家经历过的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现象相类似，中国也存在城市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现象，突出体现在农民工群体上。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半城市化”现象，主要是因为农村流动人口不论在劳动技能及相关的收入上，还是在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上，都不能马上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相融合，但是中国农民工的半城市化主要体现在没有被城市社会完全接纳和不能很快适应城市社会两个方面[2]。 　　第二种观点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其实是农民市民化的一个阶段。刘传江认为，受特殊的制度遗产和渐进性的改革模式影响，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是从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即农民非农化阶段；第二阶段是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即农民工市民化阶段。农民工市民化是在第一阶段完成以后，在农民工对城市社会不断适应的基础上进行的，也是问题和障碍的凸显阶段[3]。 　　第三种观点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种“虚城市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陈丰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由于不能为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所接纳，导致其不能改变农民身份，难以形成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被边缘化。表面上看，农民工不断进入城市，似乎已经实现城市化了，但是农民工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均表明他们未能真正融入城市，市民化仍然存在较大阻碍，是“虚城市化” [4]。 　　以上代表性观点可以分别归结为“半城市化”论、“特殊阶段”论和“虚城市化”论，但是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三种观点具有以下共性，即：（1）都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很大程度上受制度结构因素的影响；（2）都认为生产方式的改变与市民化的实现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还体现在农民工的心理层面上；（3）都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健康城市化的必然要求。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迄今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大多集中在制度结构层面，即研究户籍制度等相关制度对农民工城市身份的排斥，而忽视了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文化适应以及对自身身份的认同问题。 　　事实上，自农民工群体出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就已经开始。近几年，有关“农民工农民化”、“农民工内卷化”的研究说明，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遇到了阻碍，已经宣告中断或失败[5]。宏观制度上障碍决定了农民工究竟能否获得市民身份，而心理层面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则决定了农民工能否取得市民身份，进而真正融入城市。另外，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户籍制度的逐渐放开，农民工的市民化条件不断成熟，但是农民工对城市文化是否适应、对市民身份是否认同将直接影响其留城意愿，决定农民工是否能够最终融入城市社会。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有关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转换视角：第一，研究对象应由第一代农民工转向新生代农民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休或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将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因而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将会演变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第二，研究重心应由制度层面的市民化研究拓展到文化心理层面，表现为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问题。 　　本文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现状进行讨论，试图发现其文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