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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的全球地位和均衡模式刘鹤2010年11月  中国城市化将是未来20年驱动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明确的城市化战略能够推进稳定扩大内需、防止资产泡沫和抑制产能过剩，是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未来中长期政策的重要结合点。市场需求是全球经济最稀缺资源[ 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中国的城市化和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 ]仅从短期角度和用传统的新古典教义是不可能使世界走出危机阴影的。我们应该换一个视角，认真思考一些短期和中长期结合的战略性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是，这场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实质性冲击到底是什么？后危机时代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怎样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新的需求平台？我的基本看法是，这场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而实质上是对现存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危机发生后的事实表明，以往认可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运行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原有的三角形增长格局已经无法持续，而新的全球化增长新格局尚在痛苦的探索之中。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全球形成了美国提供市场、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产品、资源富集国提供原油和初级产品的实体经济三角形分工格局，并相应出现了与各国国际收支状况相反的资本逆向流动局面。这个三角形格局，既是全球生产力国家经济向全球经济分工深化的结果，也是各国相对比较优势变化的结果。但新格局不无风险。最大的风险是，支撑三角循环的基础并不牢固，全球经济过度依赖美国消费市场和美国货币发行数量。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高度负债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由于资产泡沫破裂所导致的企业和个人债务去杠杆化将成为中期现象，这使得世界失去了巨大的市场增量，全球化中的三角形分工格局也失去动源。在危机面前，不少人把全球化和国际分工视为元凶，为了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利益，纷纷出台极其短视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也提出各种既不符合消费者利益、也不切合生产者实际能力的“再工业化”主张。这些情况表明，全球经济总供求格局将继续失衡：收入下降和去杠杆化持久化使美国主导的消费市场在相当长时间内可能丧失动能，国际市场边际增量急剧减速；总需求减少，而一些经济体的“再工业化”则使总供给增加，在没有新的重大技术突破条件下，全球性产能过剩也会加剧。在超常规的宏观政策刺激下，短期危机可能出现缓解，但经典式的生产过剩危机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所加剧。众所周知，市场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市场需求，所有的短期经济干预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可以推论，结构性的全球市场收缩将成为一个中期现象，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际市场将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最稀缺的资源。因此，我们必须从全球视角深入思考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未来的全球巨大市场需求可能在哪里产生？为加快形成这个未来的巨大市场，需要创造什么样的必要条件？更准确地说，需要创造什么条件使一个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者阶层脱颖而出？现在看来，从全球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状态、经济发展阶段、制度准备条件来分析，这个巨大的市场就在中国，而关键就在于稳步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中等收入者规模稳步扩大。粗略估计，如果中国在未来十年中等收入者比重达到政府提出的50%以上的目标，全球将获得一个大于欧洲市场规模的新大陆。众所周知，“金融巫术”引发了深度危机，而目前一些国家提出的“保护主义巫术”，则可能把世界引向新的灾难。唯独共同维护和创造中国的巨大市场，才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正解。因此，放弃冷战思维，为了自身利益而推动中国市场发育的观点，确实值得发达国家的政策精英认真思考。借此机会，我想重复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观点：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中国的城市化和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目前，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对后者提出要求，而2010年中国加速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则使前者获得新的动力。城市化是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的结合点[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现实课题，是稳定扩大内需、防止资产泡沫和抑制产能过剩。孤立处理三个宏观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十分困难。 ]2008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在全球普遍陷入衰退的情况下，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取得的成绩世人瞩目。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突出的问题是，外部需求持续低迷和国内一些领域产能过剩并存，货币信贷投放规模较大和实体经济缺乏新增长点，使宏观经济面临资产泡沫化风险。由于预期因素的主导，以本币数量增加为标志的资本净流入增大，加大了资产价格上涨压力。于是有人提出，中国有可能重蹈日本“失落十年”老路。不少国际学者列举了很多似曾相识的现象，如巨额贸易顺差、资产价格泡沫、公司治理方式和就业模式僵化等，证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