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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散文观由“文”向“文学”转换的变化 　　近代是中国社会剧变的时代， 多元文化相互碰撞， 传统文论中的 “文” 与西方现代诗学的 “文学”交织在一起， 使得近代散文观也在由 “文” 向 “文学” 转换的进程中发生着变化， 呈现出多方面特征。 　　一、 骈散观 　　近代散文创作是中国散文发展的又一个繁荣时期， 活跃在文坛的有梅曾亮、 李慈铭、 龚自珍、 魏源、 林则徐、 曾国藩、 黎庶昌、 郭嵩焘、 王韬、 谭嗣同、 严复、 林纾、 康有为、 梁启超、 邹容、 章太炎、 刘师培、 黄世仲等一大批富有个性特色的近代散文大家。 在这一文化场景下， 近代散文观念悄然发生着变化， 展开了近代散文理论的探寻。 “骈散观” 的嬗变与近代散文理论的探寻， 是近代散文观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清中叶， 文学界曾兴起一场骈、 散论争。 这一论争是清代汉学与宋学之争在文学领域的投影。 以桐城派为首的宋学一派大都是古文名家， 桐城文论遂成系统。 而乾嘉时期的汉学家， 则工于骈文。 然而直至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阮元出现， 溯源六朝， 从 “文笔” 说中汲取理论资源， 骈文派才有了较系统的文论， 以此与桐城古文派对峙。 “文”、 “笔” 说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是伴随着文学意识自觉， 诸体纷呈而出现的一对重要的理论范畴。 这 “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1] 　　然而， 至清阮元在广州开设学海堂， 以“文笔” 策问课士， 始对六朝兴起的 “文笔” 说详加考证。 　　阮元 （1764-1848）， 历经乾隆、 嘉庆、 道光三朝， 前后长达 84 年的为学、 为官、 为教生涯， 是近代骈散观的嬗变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 阮元对学界曾出现的诸说进行糅合， 俨然为骈文派领袖。 　　他从古训入手， 标举 “文言说”, 以争文章正统。 其具体步骤有论者总结为： 正本清源， 征圣宗经， 阐明文质， 严守文统。[2] 　　由于阮元的特殊地位， 他的观点使骈散之争的格局产生有利于骈文的变化。 他强调用韵对偶才是 “文”, 大力提倡 “文言”、 “文韵”, 尊对偶、 音韵、 辞藻之文为文章正统， 强调骈散的分别， 为骈文争地位， 着眼于改变古文创作中平直疏浅、 音韵失和的习气， 是为了纠正桐城派雅洁有余、 文采不足的创作倾向， 给人们在文学创作中融进艺术精神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阮元的理论在当时就受到批评， 也遭到后来学者反驳。 如章太炎 1910 年写就的 《文学总略》 中说：“《文心雕龙》 云： ‘今之常言， 有文有笔， 有韵者文也， 无韵者笔也。’ 然 《雕龙》 所论列者， 艺文之部， 一切并包， 是则科分文笔， 以存时论， 故非以此为经界也。” 　　又说： “诚以文笔区分， 《文选》 所集， 无韵者猥众， 宁独诸子， 若云文贵其彣邪？ 未知贾生 《过秦》、 魏文 《典论》， 同在诸子， 何以独堪入录？ 有韵文中既录汉祖 《大风》 之曲， 即 《古诗十九首》 亦皆入选， 而汉、 晋乐府， 反有慭逸， 是其于韵文也， 亦不以节奏低卬为主， 独取文采斐然， 足耀观览， 又失韵文之本也。 是故昭明之说， 本无以自立者也。” 　　他从 《文心雕龙》 的创作实际以及 《文选》 选录的实际， 指出了阮元观点的缺陷。 虽然阮元因为立论的偏颇而致使其理论有许多纰漏之处， 但是他依据 “用韵比偶” 的语言特征， 将文与经、史、 子各体相区别， 抓住了文在语言形式上的独特性。 在实践上， “用韵比偶” 把诗、 词、 曲、 赋、 骈文等文体归属在一起， 在新的理论眼光下形成新类别， 而把其他文体排除出去以保证这一新类的纯粹性。 这无疑是对文本资源进行的重组和划分， 主观上是为骈文争正宗地位， 以与桐城派争夺文坛话语统治权， 客观上则拉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帷幕。 因为这意味着价值结构的调整， 打破了桐城家法的格局， 为文学艺术的多样化发展拓宽了思路， 对晚清世纪之交的文学理论变革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梅曾亮 （1786-1856） 经历了由喜爱骈文而创作， 到因为师从姚鼐、 接受管同建议放弃骈文， 再到认识骈文有独特价值而不废骈文的过程。 他在 《柏枧山房文集》 卷五 《管异之文集书后》 云： “曾亮少好为骈体文， 异之曰： ’人有哀乐者， 面也。 今以玉冠之， 虽美， 失其面矣。 此骈体之失也。‘ 余曰： 诚有是， 然 《哀江南赋》、 《报杨遵彦书》， 其意固不快耶？ 而贱之也？’ 异之曰： ’彼其意固有限。 使有孟、荀、 庄周、 司马迁之意， 来如云兴， 聚如车屯， 则虽百徐、 庾之词， 不足以尽其一意。‘ 余遂稍学为古文词。 异之不尽谓善也， 曰： ’子之文病杂， 一篇之中数体驳见， 武其冠， 儒其衣， 非全人也。‘ 余自信不如信异之深， 得一言为数日忧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