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强制类型转换.docVIP

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必须把握好四个关系 （一）正确认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全面把握利益的内涵。一提到利益，有些人就想到工资、奖金、住房、待遇，以为实现个人利益，就是物欲的满足、感官的快乐。一句话，就是认为利益只是物质的东西，这种看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利益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的需要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因此，人们的利益也就既有物质利益，又有精神利益。作为共产党人，主要的不在于物质上的占有和享受，而在于精神生活，特别是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对知识、道德、荣誉、理解、友谊等精神方面的需要和满足。有人把财富和金钱等同起来，把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孩子“五子登科”作为人生的最大追求。孰不知，“大厦千间，夜眠七尺；珍馐百味，无非一餐。”一个人的知识、品德比物质财富更宝贵。前几年，一些“大款”发出了“穷得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的感慨，说明了他们精神生活的空虚。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说得好：钱能买来食物，却买不来食欲；钱能买来药品，却买不来健康；钱能买来熟人，却买不来朋友；钱能带来奉承，却带不来信赖；钱能使你开心，却不能使你幸福。可见，即使在物欲横流的西方世界，一些有识之士也重视高尚精神生活的需求。因此，我们人最大的追求应该是事业有成，最高层次的利益是精神上的富有。 （二）正确认识奉献与获取的关系，把为社会多做贡献，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前提。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在古今中外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最耀眼的是赤诚奉献闪烁的光辉，最醒目的是大公无私的杰出人物。从精卫填海的神话，到大禹治水的传说；从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白求恩、雷锋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到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的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这些最纯洁、最高尚的道德品质，不仅受到人们的尊崇，而且成为完美人格的崇高境界。但是，也有的人主张，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强调等价交换，奉献精神过时了，面向市场就得讲成本效益，少奉献多获取才有效益。在现实生活中，少数人把等价交换原则扭曲变形，运用到政治生活中，把党性原则商品化，把权力转化为商品，掌着权，看着钱，用权去捞钱，把权力、地位作为同个人利益交换的砝码，大搞权钱交易，导致贪赃枉法，索贿受贿，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成为人民的罪人。这些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一再警示人们：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只有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不计名利，乐于奉献，才能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奉献中得到实现，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 （三）正确认识利与义的关系，通过诚实劳动和正当途径实现个人利益。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说名利的取得要符合道义的要求。这里所讲的“道义”与我们常说的“正义”有相通之处。“道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诸多的论述，孔子把“义”看作是人立身处事的根本；孟子把“义”与“正”联系起来，说“义”是指做人应当正直、刚正、走正路；墨家把义与利二者统一起来，认为“义”就是利人、利天下；荀子把“义”看成是公道。古人之所以如此看重道义，就是因为它是立身做人的基础。作为共产党人，我们认为，处理好“利”与“义”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在遵守社会规范的前提下去获取利益，判断的标准只能是看是否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这就是我们谋取个人利益所应遵循的“义”。有人把“利”与出人头地等同起来，为了成名不顾道义廉耻，沽名钓誉；有的人为了谋一己之私，不惜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这样取得的“利”，是不可能得到社会认可的，既使得逞也不会长久。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相反，有的人工作默默无闻，埋头苦干，成绩面前从不自吹自擂，甘做“老黄牛”，但以自己扎扎实实的工作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正如人们所说，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握好“利”与“义”的关系，通过扎实工作和正当途径实现个人利益。 （四）正确认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于执政为民。我们说权力与责任是相统一的，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权力是把双刃剑，它可以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办好事，也可以用来为个人捞取私利。在旧社会，“升官”与“发财”是一对孪生兄弟，当小官发小财，当大官发大财，即使是“三年清知府”，也有“十万雪花银”。但在我们共产党人执政的今天，共产党的官是人民的公仆。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党和人民赋予我们权力，是要我们为人民谋利益的。“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想发财就别当官，要当官就别想发财。我们检察官的楷模方工有句名言：叫“受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作为一名人民检察官，手中握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权，就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就要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