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畸形中现人性.doc

汉语言文学师范一班 陈俊清 20100101034 于畸形中现人性 ――以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为例 文学者，人学也，这是早已有过的定论。人类自原始猿类以来进化到能独立行走，确是进化的质的飞跃，而真正作为一个完全的独立的自由人，却是以独立的自由意志支配下自由自主的需欲追求为标志的，简而言之，既是自由意志支配下的人性追求。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随生活的发展演进而跌宕变迁，真正的文学作为以人为主体的艺术形态，其内容本质的嬗变当然也就无时不刻地体现着时代生活中人的主体地位演变，而也只有体现人这一主体地位、体现人性合理性需欲的文学，才合乎文学之人学本质。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书中指出，灵肉本一物，灵肉并非对立的二元，人具有灵肉二重性。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由此看来，人不过是在动物性基础上拥有着灵魂，灵魂性固然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骄傲，却并不排除于人的兽性一面，它始终是人性的不可缺失的合理面。确切地说，兽性与神性任一的缺失都是不完全的人性，都是不完全的人。神性必不可少，兽性也不该被忽略或者扼杀。 爱情，作为人生的一部分，是人性中一种合理性追求，她将人的灵肉两重性紧紧链接在一起，这一点似乎是人性中其他感情欲求中所无法企及的。于是，文学作品中爱情的描写刻画里，更可见完整的人性。 于旧时代的女性，在封建礼教和世俗观念压制下更多地只是充当一种工具，这是时代赋予她们与生俱来的命运，爱情也不过是这样一种工具下形式的外化，并作为她们大半生最后一根稻草被苦心经营，她们整个人生的命运与爱情命运丝丝相扣，而以畸形的爱情做代价换取存活的依凭中，常常导致两者共同的悲剧，人性在无情的压抑中扭曲而畸形，人便在与已经达到既定目的而又背离本质欲求的环境的格格不入中变得竭斯底里的疯狂，在自嘲中嘲讽畸形的时代与社会，也恰是在这样的不在温顺的服从社会的畸形里，才凸显了原本被环境潜埋的人性。在这一点上，近代作家中刻画的最为深刻的可能非张爱玲莫属。 以小说《金锁记》为例，主人公七巧由哥嫂做主被嫁入颇有权势的姜家，丈夫却是个类似于植物人的偏瘫，她用如花的青春守着这样一个冰冷没有温度、“坐起来，脊梁骨只溜下去，看上去没有三岁孩子高”的丈夫在姜家受尽嘲讽欺落，在“不知道孩子是怎么生下来的”情况下靠着以牺牲爱情为代价得到的财产养育了一男一女。原本按照既定的命运框架走下去，应该也就息事宁人的了此一生了，然而也就是在这样看似如意的环境里，人性的欲求得不到丝毫的满足，于是人物便变得畸形。她接受了时代强加的命运，又心有不甘，赌气式的反抗，这种反抗，虽已是无望的挣扎，却离不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自残，仍可见人性的亮点。七巧在现实生活中虽对自己处境抱以一种坦然相对的神态，却时时像怨妇似的发泄她满腹的凄苦，极易哭泣、说话毫不忌讳、举止言谈都似乎不大正经，后半生都花在折磨两个儿女和媳妇身上：亲手将儿子送上堕落的歧路、将媳妇折磨死、竭力阻扰女儿追求自己的幸福。她疯狂复仇一样地把自己的悲惨命运发泄在身边的人身上，竭斯底里地认为一切想要接近她家的人都只为窃取她耗尽一生而得来的财产，并以此为乐，直至穷尽一生。 以牺牲青春的代价换取下半辈子的生存，在对现实的绝望里，她又还对灵肉合一的爱情抱着一丝幻想，而这幻想在意识的清醒里又是虚妄得清晰的。小说中，七巧仍旧对灵肉合一的爱情有过期冀和追求，既她对季泽的爱情，虽然最终季泽在现实金钱的权衡中打破了她对爱情的最后一丝幻想，但至少这一人性的光亮存在过，其中既有肉欲的独白也有闪烁着的精神之爱。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家族里，她对季泽的爱情幻想注定要落空，她在一个庞大的时代压抑下终是看到自己对于命运抗争的乏力，于是选择了自残式的畸形生活，玩弄自己在金钱庇护下的权欲，同时也连累了在自己命运圈中诞生的下一代，以那些自己经受的、自己让别人在经受着的同样的痛苦折磨自己和他人，并以为乐趣做欣赏。 七巧的畸形，看似畸形实则并非畸形，它只是在畸形环境中合理人性欲求的真实显现。在这样与畸形的周遭坏境的格格不入里，相对于周遭的黑暗，人性的合理欲求，因为太渺小被钳制扼杀，所以显得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