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垃圾：被遗忘的风险.docVIP

建筑垃圾：被遗忘的风险 在北京呆了20年，徐福生已经因为“拆迁需要”搬了10几次“家”，“从四环被撵到了五环，又马上要被撵去六环。” 不过，每一次“被搬家”的时候，徐福生的心里却总会窃喜一番，“还要拆，还有生意做。” 徐福生现在的生意是建筑垃圾回收，平时，他最关心的“国家大事”就是“北京城的建设进度”，因为这将直接影响他的“事业发展”，好在，“最近几年，回收生意都处在旺季。” 不过，在徐福生眼里，建筑垃圾也是要分“三六九等的”，施工现场废弃的破旧门窗、泡沫板、铜铝铁，都是他眼里的“好东西”，而渣土、碎砖石则是“真正的垃圾”，“连我们‘捡破烂的’都不要，还有谁要？” 答案是土地。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地理系博士高世扬告诉记者，北京每年的建筑垃圾产生量高达4000万吨，其中，可以进行回收利用的部分还不到40%，而其余的建筑垃圾都要以填埋的方式进行处理。 而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北京每年700万吨的生活垃圾产出量。 换句话说，就在我们为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而焦头烂额之时，建筑垃圾，正如一头无人约束的猛兽一般，悄悄地吞噬我们的城市。 “无人约束。”高世扬再三强调这四个字。 经过近一年的实地考察，高世扬发现，在北京市，只有不到10%的建筑垃圾会被运往指定的消纳场所，而其余的建筑垃圾或被随意倾倒，或被运往非法运营的填埋地进行处理。 “真正要来围城的，恐怕是那些建筑垃圾。” “每年都像是发生过一场大地震” 徐福生说自己是在 “7，8年前闻到商机的”，那一年，他发现建筑废品的产生量和需求量同时大增，于是，将自己的事业重点从生活垃圾转向了建筑垃圾。 后来，徐福生听说2003年正是围绕奥运会进行的城市建设启动年，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北京的建筑垃圾年产生量如芝麻开花般从3000万吨节节激增至了4000万吨，已经超过了英国和法国一年的建筑垃圾产生量。 在一份由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崔素萍撰写的《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现状与资源化》报告中，记者发现，因老旧城区拆迁和市政工程动迁而产生的建筑垃圾约占总量的75%以上，而因意外原因造成建筑坍塌以及建筑装潢而产生的建筑垃圾约占总量的20%。 北京城市管理学会副秘书长刘欣葵教授认为，“城市化的大跃进是建筑垃圾产生的主要动因。” 北京的现状显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发言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对于西方建筑的百年寿命，我国建筑的平均寿命往往只有25-30年。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建筑垃圾的产生是必然现象。”刘欣葵告诉记者，“但问题是，是否一定要以这么高的建筑垃圾产出量作为发展代价？” 刘欣葵指出，其实很多老旧城区的建筑并未到达50年的标准使用寿命，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内部改造的方式完成城市化所需要的功能置换，将其居住功能转化为商业功能。 事实上，改造还是重建，这样的手段选择将直接影响建筑垃圾的产生量，根据行业标准，在每万平米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仅建筑垃圾就会产生500～600吨；而每万平方米拆除的旧建筑，将产生7000～12000吨建筑垃圾。 也就是说，在这一加一减之间，通过改造而不是重建的方式完成建筑的功能置换，将有可能每万平方米减少10000吨左右的建筑垃圾。 “在技术上，已经100%可以做到，但在现实中，因为一些原因吧，很难实现。”刘欣葵说。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的周立军教授对此深有感触，他的研究团队曾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为一条历史街区进行改造方案设计，可以“不伤一兵一卒”地将住宅区转化为商业区，但最终，方案在开发商的手里夭折，历史街区变成了百货大楼。 “只剩下一面花了几百万保留下的古墙，他们说这代表了对街区的保护。”周立军回忆，“其他的都没有留下，其实，本可以什么都留下的。” “留下的是无人问津的建筑垃圾山！”高世扬略带愤怒地展示他拍摄到的照片，被随意倾倒的碎砖石堆成了小山，就像一座刚刚化为废墟的微型城市。 “就像汶川。”高世扬面露无奈地告诉记者，在一次实地勘探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他们在拍地震中救人的画面，将拍摄地点选在了这里。” 的确，如果按照建筑垃圾的产生量计算，北京每年都像是发生过一场大地震，1995年的日本神户大地震产生建筑垃圾1850万吨，1999年的台湾921大地震产生建筑垃圾2000万吨，唯一“无法比拟”的是产生了1.7亿吨建筑垃圾的汶川大地震。 “再加上广州上海，就差不了多少了吧！”高世扬开了个小玩笑，但随即便绷紧了面孔，“其实，它们都是灾难。” “一条黑色的建筑垃圾消纳链” 偷运建筑垃圾是秦伟每天的工作。 每天白天，秦伟都要和工地的工头们谈好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