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民进中央议政务虚会发言范文稿.doc

2016年民进中央议政务虚会发言范文稿 因为我来自农村，所以从基层的角度谈几点浅显的认识: 1、关于“供给侧改”。 谢谢刚才清华蔡院长介绍的“供给侧”的出处。确实很多人把这个“供给侧改”和过去的供给学派联系起来了，所以就与需求理论对立起来了。 个人以为，尚没有定论的学术观点，中央不可能将其作为纲领写进文件。所以，我们不能只从经济的角度去解释，要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 所谓“供给”，就是供应；所谓“侧”，就是方面、方向的意思。因此“供给侧改”应该是指“方向或者方面的改革”。 那这里的“侧”到底指的是哪个“方向”哪个“方面”呢？我认为，中央在这里指的是经济体制甚至是政治制度。所以，“供给侧改”说得俗一点就是要改经济制度，说得危言耸听一点就是要改政治体制，用“学术”一点的语言描述就是“要改革生产关系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要素，以使上层建筑适应已经改变的经济基础”。因为我们现在的上层建筑基本还是60年前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的那一套，搞这个“部”那个“委”管生产，早已经不适应越来越市场化的经济基础。僵化的公有制生产关系与农村的半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越来越难以调和，阻碍了经济发展，这才是今天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 所以，不改革生产关系，不改革上层建筑，经济不可能摆脱下行局面。但是，这个改革是出于经济目的而不是为了改变意识形态。这就与“三个代表”的以“生产力”为抓手的观点相一致了。 现在的问题是，今天你只要敢说要改革生产关系改革上层建筑，马上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你这是要“变天”。所以，过去三个代表以“代表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为口号，悄然声息的把工人党转变成了民族党（叫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再以“代表先进生产力”为口号堂而皇之的发展了市场经济，避免了“资”、“社”的意识形态纠缠。 同样的，以“供给侧改”为口号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意识形态纠缠。 事实上，中央也是这么做的。 这次，中央六十多年来第一次打着“供给侧改”的旗帜提出了“农民市民化”的口号，就是一次重大的生产关系改革的举措。既然社会的进步是工业化为标志的，不允许农民市民化国家怎么进步？过去，农民因为有几分土地就被毛主席叫做小资产阶级。毛通过人民公社改变生产关系，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但是农民并没有因此成为无产阶级，我们的解释是他们还拥有生产工具。其实根子还在农民没有市民化。三个代表要代表“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要为小资产阶级（农民）服务。今天，商品房要去库存，没有人住怎么去库存？去库存要靠增加需求，降价是没用的。不许农民成为市民，就是拒绝最大的需求。当然，很多人说，农民买不起房，何来需求。问题是城里人有几家的住房全是买的？我家就不是，是房改时免费分配的。很多人家都不是，是商业动迁给的。凭什么就一定要让进城农民只能自己买房不能福利分房？我们只要落实建设农民保障房的资金就是了。现在大城市市民住房70%以上就不是自己买的，是商业动迁改善的。现在中央允许农民市民化以后，农民必然向一线城市流动，任何人无权阻止（这次上海提出要限制在2500万的说法，显然是与中央的决定相悖的）。结果土地出让金一定大幅度上涨，农民保障房的资金也就有了。 农民大量市民化会导致制造业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增强我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现在人工成本和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上升，几乎已经摧毁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外向型经济。 农民大量市民化还会使得农业人口密度下降，导致农业有利可图，进而得到发展。 农民大量市民化最重要的是能够极大的拉动内需。不仅仅是刺激房地产，农民从自给自足的群体转变为消费群体，对消费的拉动是直接的海量的。 所以，中央在提出供给侧改以后跟着出台了这些农民市民化，居住证制度，人民币贬值，取消限购等一系列措施都是体制改革，是生产关系的改革。是为了使我们的上层建筑适应已经越来越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只是，这些改革决不涉及意识形态。所以不能叫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是“供给侧”方面的改革。 2、关于土地增量的问题。 非常赞同同济大学吴校长的观点:过去30年的发展是建立在土地大量消耗的基础上的，是不可持续的。 我补充一个观点: 今天，土地增量即使为0也是可以发展的。很多人反对农民进城的观点，理由就是会消耗土地。这是错的。给农民免费保障房的前提是他们必须交出宅基地，只有宅基地还田了才能给他们保障房。 另一方面，城市的土地面积增量必须严格限制在0以下。这样，就逼城市发展必须接纳农民。因为城市拿不到农民的宅基地还田面积的指标就不能增加建设面积。也就是，农村拆一平方米城市才能建一平方米。土地增量就可以是0了。比如上海，拿到农民一亩地的宅基地，在市区拍卖起码可得2个亿，拿出十分之一收购周边（比如南通盐城）库存商品房给农民做保障房就足够了。 一定要发展大城市，大城市的土地出让金高，农民也愿意去，因为大城市的就业、工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