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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α粒子散射实验的前因后果 　　摘要:从卢瑟福的一些表述出发,结合相关科学史料,浅析α粒子散射实验的前因后果,指出α粒子大角度散射现象的发现才是该实验的真正历史价值所在,提出将“α粒子散射实验”更名为“α粒子大角度散射实验”。同时对卢瑟福及α粒子散射实验的相关内容提出了教学建议。 　　关键词:α粒子散射;原子结构;行星模型 　　文章编号:1005-6629(2010)05-0056-04 中图分类号:G633.8 文献标识码:B 　　 　　1 对卢瑟福论著中相关表述的分析 　　 　　1.1 “α、β粒子与物质的原子碰撞之后,其直线运动会出现偏折” 　　高速粒子能穿越原子,其直线运动也会出现偏折。 卢瑟福在“物质对α、β粒子的散射和原子构造”[2]一文中提及这两点时,使用了“众所周知”一词,这说明在卢瑟福及其助手观测到α粒子大角度散射现象之前,这两点就已经是当时科学界认同的事实。因此可以说,这两个实验结果并非α粒子散射实验的“首创”,或者说并非α粒子散射实验的真正历史价值所在。 　　事实上,在J.J.汤姆孙(Joseph John Thomson,1856―1940)提出原子结构的“葡萄干面包模型”之后,也设计了X 射线和β射线的散射实验,希望通过射线和原子中电子的相互作用,探明原子内部电子的数目。但从各项散射实验的结果来看,与汤姆孙原先的假设存在一定的矛盾。汤姆孙假设原子中的正负电荷具有对称的性质,根据从电子荷质比实验中测得的电子质量(约为氢原子质量的1/1836),估算出原子中的电子数N约为原子量A的一千倍,即N=1000 A。 　　当时有很多科学家参与了这项探测工作,其中巴克拉(Barkla)通过X射线散射实验,得到的结果是N≈2A(A为原子量);而从β射线散射实验中得到的结果是N≈0.2A。1910年,克劳瑟根据汤姆生的β散射理论,推证得出N=3A,而卢瑟福从α散射实验中得到N≈(1/2)A的结论。据此,汤姆孙判定N与A为同一数量级。 　　可见,当时科学界所做的大量散射实验,有很大的可能是为了完善汤姆孙的模型,并确认原子内的电子数,从而为解释原子如何能保持其稳定状态等问题提供实验依据。卢瑟福作为汤姆孙的研究生,自然会参与到这项科研工作中去。 　　汤姆孙和他的同行们所进行的这些工作,打破了原子中正负电荷互相对称的观念,也为α粒子大角度散射实验――证实了原子核的存在,创造了思想上的可能性。 　　1.2“由于高速粒子(如α和β粒子)的巨大动能,它们应能穿过挡在其前进路线中的原子。通过对带电粒子与原子发生碰撞后偏离其直线轨道的研究,便可搞清楚原子中造成这种偏折的电力的强度和分布。[3]” 　　我们一直感兴趣于卢瑟福为什么会选择α粒子、怎么会想到用它去轰击氦核?从而观测到大角度散射的实验结果。也许从上面的这段话和以下的一些史实中我们能理出点线索来。 　　卢瑟福在1898 年研究放射性时发现α、β射线。1901～1903 年,卢瑟福精心设计实验,根据α射线在磁场中的偏转方向确定其带正电荷,接着又从电场和磁场的共同作用下,初步测出α粒子的荷质比与氢离子同数量级,速度大约为光速的十分之一。卢瑟福又于1909 年通过对镭射气进行放电实验,经光谱分析找到了其中含有氦的特征谱线,从而证明α粒子就是氦原子失去电子之后的氦离子(He2+)。 　　可见,卢瑟福对α粒子有长达十年的研究,与同时代其他科学家相比,他可能对α粒子性质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另从荷质比的数据可以推得,氦原子的质量是氢原子的4倍,由此α粒子具有比β粒子大得多的动量和能量。如果进行散射实验,α射线可能会比β射线更易于精确地“搞清楚原子中造成这种偏折的电力的强度和分布”[3]。这些结合在一起,或许是卢瑟福特别“钟情于”用α粒子进行散射实验的原因。 　　当然,卢瑟福长期利用α粒子进行轰击金箔等实验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基于一个很朴素的想法――要想了解原子内部的结构,那就先把它轰开了再说。1917年底在卢瑟福给玻尔的信中写道:“我试图用这种方法把原子击破”。1919年,卢瑟福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判定氮原子在α粒子的轰击下发生了核的转变,从氮核中放出了氢核,他在论文中谈到:“如果α粒子――或类似的投射粒子――有更大的能量可供实验的话,我们就可以期望击破许多轻元素的核结构。”卢瑟福的研究开辟了人工核反应的道路。所以,当他的学生马斯登E.Marsden,1889-1970)1910年来到曼彻斯特大学后,卢瑟福让他用α粒子去轰击金箔(这类实验,卢瑟福和盖革已经做过多次,α粒子受金原子的影响稍微改变了方向,它的散射角度极小,他们以往的观测结果和汤姆逊的葡萄干蛋糕模型符合得很好),或许卢瑟福的本意只是为他提供一个机会去熟悉或锻炼基本的实验操作技能,以便于将来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