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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启示录 中华新闻报/2005年/8月/10日/第E01版 文化 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启示录 冷冶夫 电视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电视纪录片又是电视中最有品位，最具精品魅力，最能体现电视综合艺术的电视节目。从1958年7月，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第一部《英雄的信阳人民》开始，中国纪录片就以它超出人们想象的发展势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如今这个在新闻电影纪录片的胚胎里诞生，在电视新闻专题片的模式里成长的片种，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里程。 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真正腾飞使于1978年，当时中央电视台从日本引进了一批ENG设备，这种由便携式摄像机、录像机构成的电子采集方式，很快替代了原先16毫米电影胶片的拍摄，大大地解放了画面纪录的生产力。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随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化，社会心态、伦理价值、文化观念也在进行着调整和变化，人们怨恨虚伪、渴求真实；厌恶空谈、崇尚实际；备加关注自己的生存空间。而这时，纪录片又及时地把真实的社会环境──人的生活状态送上了屏幕，使人们能够充分了解自己生存的社会各个层面，迅速得到了广大电视观众的认同和喜爱。 在不长的时间里，一些专门为纪录片开设的栏目也相继诞生了：最早出现的是中央电视台1978年9月30日开辟的《祖国各地》，其后又开办了《兄弟民族》、《人民子弟兵》（1983）等，这些专门播放纪录片栏目的出现，不仅标志着电视纪录创作高潮的来临，也标志着中国电视纪录片地位的确立！ 这个时期中国纪录片的创作理念有了重大演变。 一批富有才华的纪录片编导脱颖而出，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多个创作群体，纪录片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大。电视纪录片开始具有了其他任何电视节目难以替代的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成为当代人审视现实生活的重要窗口；成为电子时代高品格的文化代表；成为电视总体制作水平的标志。 但由于这种“纯纪实”的创作忽视引导，忽视主观作用，过分强调还原“原生态”，因而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中期的纪实主义浪潮后，中国纪录片开始走下坡路，各种电视纪实栏目的收视率也开始急遽下滑。曾创下36%的收视奇迹的《纪录片编辑室》近几年已降至7%左右。尽管进入了21世纪，中央电视台和部分省级电视台还保留着90年代开辟的《百姓故事》、《纪录片》（后改为《见证》）、《纪录》等栏目，上海和深圳电视台还开辟了纪实频道，但伴随着纪实浪潮的消退，纪录片的创作和纪录片栏目的收视率仍然逐渐走向低谷。尽管这期间独立制片人的作品和DV纪录片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毕竟前者微乎其微，后者的节目形态和质量难以保证。所以中国纪录片仍然需要理论上的驾驭、创作上的争鸣和实践中的突围。 强化故事性 纪录片是供人们观赏的艺术品，“好看”是纪录片的“核”。在真实纪录的基础上，纪录片故事的叙事方式与故事片并没有多大区别，如悬念、细节、铺垫、重复、高潮等，这不仅是故事片的专利，也可以在纪录片中派上用场。 在纪录片的创作中，我们不管使用哪一种创作形式，纪录片都不应该是严肃的政治论文和哲学讲义，它应该是供人们观赏沟通的艺术品。而艺术品的主要价值就是好看。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纪录片中，已经大大加强了节目的故事性。像长纪录片《毛毛告状》、《伴》等，不仅片中有故事、矛盾，还有人物冲突。近日评出的第四届《中华荟萃》纪录片中，获得一等奖的《草台 帮的头家》、《简洁人生》、《马明山的故事》等节目都是故事性强、可视性强的作品。去年获得中国纪录片大奖的《陈小梅进城》、《纸殇》、《阮奶奶征婚》等，更是纪录片故事化的典范。 细节也是纪录片故事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细节的地方往往是最出“故事”的地方。细节作为情节的一部分也直接参与故事，换句话说，细节是被“放大了”的小故事，纪录片留给人印象最深的往往是一个个真实感人的细节。 追求戏剧化 没有冲突也就无所谓戏剧化，纪录片中的故事也尽量要有戏剧化冲突。但与故事片中的冲突是不一样的。纪录片更关注的是人与自我、人与自然或人与社会等深层次的观念冲突、价值冲突。纪录片的冲突是隐在的，在表层的事件冲突上一般进行自然化处理，以冷静客观的方式引导观众去体悟深层冲突，而忌讳刻意地强调表层矛盾的激烈性。 在大部分人眼里，纪录片总是那么平淡、冷静、毫无戏剧性，有时还喜欢说教。看看2003年全球票房火爆的几部纪录片，你会发现纪录片的戏剧性可能丝毫不在好莱坞大片之下。将采访和再现相结合的纪录片《冰峰168小时》，荣获2004年度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奖，是英国票房史上最成功的纪录片：两个英国登山者准备征服秘鲁安第斯山的Siula Grande峰，就在他们接近顶峰的时候，灾难发生了。乔不慎跌下一个陡坡，被绳索悬在万丈深渊之上，而绳索的另一端是同伴西蒙…… 可以说，纪录片的戏剧化叙事，已经成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