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年”里说读书.doc

“读书年里说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改为“书法”，书法中自有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一个人把字写好了，成名了，这些目的都达到了，而读书未必有这个效果。? “墨宝”的程度，于是书写不辍，乐在其中。写字把精力和时间都挤占满了，也就难以言说读书了。“读书年”的提出，就是给书坛中人一个重视的方向、一件需要身体力行的事情。当一种状态要特别强调的时候，已经是深度不足或者存有危机了。不读书行不行，生存中没有读书还是可以的，过很简单的生活，不出远门，懂得回家的路，有些文盲也满世界闯荡，还过得下去。如果说不读书就无法生存，这就有些耸人听闻了。不过，要当一名书法家，要求就不一样。首先要会认字，才能写，读书就必不可少。而要把字写到技巧之上，求格调、境界这种程度，就不仅要读书，还要多读书。古人在这方面的论述已有很多。　　我们的知识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生活，前辈口耳相传的知识，言传身教，使下一辈有了知识。它们没有写在纸上，却流动在生生不息的生命中，代代相传，扩而广之。老子说“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仅是潜移默化就有所获。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书本，书本上的知识需要个人亲自阅读，阅读就需要一些必要条件，如识文断字、深浅得宜等。更重要的还是环境、心态。一个具备读书的环境一定是平和的、安宁的、温馨的，适宜阅读、有助阅读，而不是相反。人是生活在特定环境之内的，这个大的社会环境是否有利于读书、促进读书，对人的读书欲会起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强化读书或弱化读书，环境是不可脱离的。清人李渔认为：“世道迁移，人心非旧，当日有当日之情态，今日有今日之情态。”就如同当今这样的经济社会，并不太适宜静态的读书，因此快餐文化蜂起，以娱乐性为快。当年贽虞就曾批评过：“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遣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辨言过理，则与义相失；靡丽过美，则与情相悖。”这类娱乐文化多了，也就冲击了真正的读书氛围。对于喜爱读书的人，虽然他也无法超越存身的这个环境，但完全可以自己创造一个适宜读书的小环境，让自己安下心来，读一些有益的书。当然，读书也是要付出的，减少一些应酬，摒弃杂事琐事，抵制无聊等，以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空间。现在不少人认为只有古典环境适宜文人读书，也未必准确，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不少朝代顺治无多乱象常有，争战频繁，烽火连天，危机四起，还是有人不舍书卷。当今社会节奏加快，也并非完全排斥了读书的条件，以此为借口显然没有理由，归根结底还是自身的认识。“读书啊。”把“读书”抬出来，让人不轻看素质，同时也显得文气、雅气，品位增加不少。书斋很大，囤书千百，多精装而气派，却少有翻动的痕迹。书作为摆设是很容易露出破绽的，被阅读的书与被摆设的书，比较之下也易于识别。唐人独孤及曾谈到一种现象，“犹木兰为舟，翠羽如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好看而不受用，终归无益。以“爱读书”来打扮自己毕竟是一件危险的事，一个人的言行、举止，行文、挥毫，处处都可以检验，这是无法逃遁的。充，便使内在日渐虚空。许多名家已是中年以上，表里却如此不平衡，名声大了，学识小了，书法水准也日渐低下，却又是高层次书法的评委。这种进入怪圈的中年书家为数不少，甚至就坐吃山空，也无读书补缺之意。书坛上的著名书家，理应成为读书的典范，通过读书进一步得以提升，不至于在中年阶段就停滞不前。这样的要求，的确要如孔夫子所说的“克己”，降低对于室外应酬的热衷，让自己能够平心静气地坐在书桌之前。如果不是这样，很难想像，一个心浮气躁的书家，能够做好读书这件细活。清人翁方纲曾引石屏句云：“胸中无千百卷书，如商贾乏资本，不能致其货。”名书家要更上层楼，真的要倚仗真正的读书了。——为什么书法家与文字相连这么紧，却无法成为最爱读书的团体。“为浮名不如为实学。岂有实学而名不远者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