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周年纪念大会.doc

葛洲坝水利枢纽运行30周年 2011年8月5日，三峡集团公司举行葛洲坝水利枢纽运行30周年纪念大会。葛洲坝集团党委书记丁焰章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把人生与这座大坝密切相关的十几万建设者又拉回到人们的视野。 　　芦席棚里绽放的青春 　　傍晚时分，70岁的朱传清坐在小区灰旧的门楼下。这里是望洲岗，葛洲坝人聚居区之一。记者造访的这个傍晚，小区随处可见像朱传清这样的老人面容安详，慢条斯理。他们的故事都与不远处的大坝紧密相连。 　　41年前，朱传清刚从部队复员就和一百多名全是复退军人的恩施老乡，一路唱着军歌来到镇镜山下。 　　“当时这里全是坟包。”朱传清和战友们最初的工作是把这里荡平，用芦苇扎成了一排排简易的房子。是时，十多万的建设者绝大部分都住在用芦苇搭建的临时住房里。 　　在当时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葛洲坝工区是按“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建设的，基地设施都是按照工区的需求简易配置，基本生活功能都不完备。 　　“工地条件十分艰苦，连桌椅、板凳都很少。”曾任葛洲坝集团副总工程师的任尚卿回忆说，他们也和一线工人一样，住在芦席棚里，在大通铺上进行计算、制图，进行施工技术方案优化。 　　在一个起着薄雾的初冬凌晨，经过三天两夜的航行，梁淑洁一行30多名武汉知青终于到达九码头，上了工区派来的卡车。汽车渐渐驶离市区，清冷晨风掠过青春的脸庞。看见那一排芦席棚的那一刻，有的人欢呼，有的人突然掩面哭泣。她在一篇文章动情地回忆说，至今仍忘不了芦苇发出的淡淡清香。 　　为什么要那么拼命 　　朱传清身高1米80，膀阔腰圆。即便70岁了，讲起话来依然声如洪钟。这样的体质让他成为工地上最艰苦的浇筑工,这是葛洲坝工地三大最艰苦工种之首。 　　“最初混凝土都是人工用箩筐挑进仓的，有人累得倒进混凝土堆里。”朱传清说，浇筑工人一下班，全身上下被水泥裹着，“只有两个眼睛珠骨碌碌地转，认不清谁是谁。第二天一拍工服，能掉下几斤混凝土来。” 　　1977年从武汉来的女知青胡爱华来到工地，她被分配在砂石分局九队。上班第一天就是在水塘中挖基坑。她记得，工友们抬着腥臭的塘泥，艰难行进在泥泞里，有人呼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口号鼓劲。 　　“那个时候有的是使不完的力气。”朱传清是浇筑班长，他喜欢在工地上带着大伙喊着号子，甩开膀子干活的感觉，几百斤的捣振器一拖就走，一串闪光的汗珠砸在地上，珠玉四溅。朱传清愣是把这份拼体力的工种做到极致——技术七级工。 　　旁边有熟悉的同事取笑他说：“按赵本山小品中的说法，你也是半个知识分子了。”朱传清哈哈一笑：“老了，老了。” 　　39岁的蒋均是葛洲坝人的第二代，现在经营一家规模较大的网吧。他一度不理解父母当初的举动。他曾问过父亲，“你们那么拼命，到底是为什么?” 　　操着南腔北调的十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汇集到这里的那天起，就把青春、爱情、婚姻和事业通通交给了这个工程，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如果没有亲临其境，是无法感受到的。”胡爱华把自己的感受写在一篇文章里，题目叫《葛洲坝凝聚了我们这一代》。 突如其来的失落 　　还没来得及庆贺一下建设葛洲坝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葛洲坝人就被经济体制改革大潮率先推向了市场。 　　“身背三棒鼓，流浪到四方”，“国家功臣、水电翘楚，顷刻间成为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首批改革实验对象。”葛洲坝集团总经理杨学对企业的这段历史不胜唏嘘：“葛洲坝人经历了炼狱般的煎熬和精神磨砺。” 　　葛洲坝人的大好时光大概从1984年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个时候蒋均在上小学，他感觉到家里的生活一落千丈，“买根冰棍钱也没有了”。习惯了到食堂吃饭，吃饱了干活的葛洲坝人开始为生计愁眉苦脸，“有的人家甚至沦落到菜市场捡白菜梗的地步。”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葛洲坝区域变得一地衰败，成了脏乱差的另一种表述。有些年轻人聚众打架，地上污水横流。“失落的葛洲坝”一度被视为最可怕的“社会炸弹”。 　　“你问我那个时候什么感觉?”朱传清激动地说，“咱们对这个社会不懂啊，怎么一身手艺突然间就没处使了，爹不亲妈不爱。” 　　这代人，不会被忘记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养家糊口，葛洲坝集团在全国各地修任何工程，都自带队伍，不雇用外来工人，因为有太多的人等着公司养活。 　　一地衰败的葛洲坝过去了，葛洲坝集团的艰难转身也已完成。岁月淹没了曾经的苦痛，朱传清对现状很满意，每月1800多元的退休金足以让他安度晚年。 　　工区内那些破败的楼宇不见了，轰隆隆的铲车过后，金融一条街、际豪国际，武商量贩，这些现代化的企业成了这个老区的新主题。 　　蒋均经常去他住过的浇二半岛看看。低矮的平房，歪脖子老树，甚至转角处某一处墙缝都有他童年的记忆。每次走到这里，他就感觉自己就像穿越了时光隧道。因为等着开发，这里冻结了任何建设，像被时光遗弃了一样，保持着当年的模样。 　　不久将来，这里将被更美丽的名字“平湖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