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唐政权财赋制度和两税法的实行.docVIP

安史之乱后唐政权财赋制度和两税法的实行 唐高宗、武周时期以来，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和官僚机构的迅速膨胀，唐政府以租庸调制为主的农业税收越来越不能保障官僚、军费等财政支出。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的骤然爆发，不但打乱了唐王朝的统治秩序，而且加剧了财政收支上的矛盾，国家财政基本上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于是增辟农业税收之外的其他财源，以保障平定叛乱和挽救统治，成为一件十分紧迫的大事。 盐水改革：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左拾遗刘彤在开元九年提出的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铁木等山泽之利的建议，终于由盐铁转运使第五琦付诸实施。这一年，第五琦借鉴平原太守颜真卿“收钱收景城郡（沧州）盐，沿河置场，令诸郡略定一价，节级相输，而军用遂赡”的笼取盐利赡军以抗叛逆的成功做法，奏请肃宗，“创立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其旧业户并入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役，隶盐铁使，盗煮私市罪有差”，将食盐的的产销环节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对食盐实行了辜榷制度，并把盐价由每斗10文一下子提高到了110文。结果，政府从中获益，榷盐之利年收入在40万贯左右，史称“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缓和了当时政府财政极度紧张的状况。 第五琦的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法也非尽善尽美，最大的弊端在于全面垄断食盐的产销环节，使得政府不得不广置专卖机构并增派官吏管理，致使机构臃肿，奸蠹滋生，经营管理的费用及损耗增多，从而直接影响了榷利的纯收入。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至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理财专家刘晏主管东部海盐专卖事务期间，对第五琦的盐税法进行了系统的改革，一方面大事精简原先臃肿的盐政机构和冗官冗吏，另一方面把政府统购统销食盐，改为为政府在产地统购食盐，以榷价批发给商人，再由商人运往各地零售，将政府从繁琐的食盐运销事务中解脱出来。这样，不仅避免了多设盐官扰民的流弊，也使政府的收入大为增加。刘晏初主盐政时，每年盐利约60万贯，到大历末年增加到600万贯，占当时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皇室及军费、官僚等开支的重要财源。 改革粮价收粮存入平仓，以免谷贱伤农，当荒年、青黄不接粮价上涨时，开平仓以平粮价，百姓受益、国家获利。在商业中建立驿站信息，使“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至。推行常平法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经济情报网。他在诸道置设巡院官，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况。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所在处又召募善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由于刘晏从中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全国经济和市场动态，并根据这些情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扶持生产，积极救灾。他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了谷贱伤农、水旱民散。同时又多购谷物菽粟运往歉收地区，贱价出售，换取农民的土产杂物转卖丰处，这样既救了灾，又不损国用，还刺激了生产。他在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纺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之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 给。救灾为了做到民之急，还在其所辖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以作备荒之用。刘晏大胆改革了过去只管收取金钱，不管人民死活的税收政策，实行了安定社会，发展生产，以养民为先的财政方针，这一方针，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