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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外交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作用及主要原则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也已经成为世界政治议题的重点之一，环境问题的合作已成为促成国际交往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外交应运而生。所谓环境外交，是指各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运用谈判、交涉、协调等和平的外交方式来调整国际环境关系的外交活动，以达到加强国际环境交流与合作，保护全球环境的目的。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环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展好环境外交对于维护中国的环境安全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是我国实现环境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环境安全是实现我国新安全观、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传统的安全观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等被列为高级政治的同时，以往被认为是低级政治的，诸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生态问题等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成为国家新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环境安全已经成为重中之重。所谓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生产活动和其他一切活动中，根据生态学原理，维护生态平衡，避免生态系统破坏，以使人类的健康和生活不受威胁，处在自然与安全的状态中”环境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由于近年来各种全球性环境问题如温室效应、酸雨、森林资源枯竭、淡水资源减少等日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把环境安全纳入到国际社会总体安全的范围内，并协力解决，已经不是一国内部的事情，它已经渗透到国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 　　环境安全不仅从我国对外关系的层面，是我国维护国家综合安全的重要环节，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它也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把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提高到新的历史高度，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新的战略目标。国内政治是国际政治的基础，外交活动最终是为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服务的。因此，在全球环境合作的层面上加强交流，维护我国环境安全，这也是实现国内政治目标的重要途径，对于建设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共同发展的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意义重大。 　　二、保障我国环境安全不能依靠军事手段 　　“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环境因素对各方面产生的影响亦如此。当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对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一影响主要集中在消极方面，如造成经济破坏、引起社会紧张、引发政治对抗等，这也是国内或者国家间冲突的根源所在，而冲突必然会引起一国内的动乱或者国家间的对抗和战争，在历史上，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战争屡见不鲜，中东争夺水资源的战争就是其中一例。可以说，国家安全不仅与军力和武器有关，还与农耕地、森林、集水区域、生物遗传资源、气候等环境与资源状况等密切相关。因此如何保障一国的环境安全成为各国首要考虑的问题。 　　因传统安全战略思维的局限所在，人们在探讨如何应对环境威胁时，首先想到的是能否用军事手段来加以解决。一种理论认为，环境问题既然被界定为是一种“威胁”,那么就存在被军事化的可能性。但事实证明，依靠军事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保障环境安全的，反而出现的是更为严重的后果。因为战争大规模地消耗稀缺的资源，毁灭利用资源生产出来的财富，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不仅直接破坏地球表面的土壤结构、污染河流，而且还有大量包括生化武器在内的武器将遗留在陆地和水域中，形成持久而可怕的环境隐患。而战争造成的大量环境破坏迫使居民逃到其他地区去寻找食物、住处和燃料，形成大量环境难民。因此军事手段不但没有解决环境破坏问题，反而使其进一步恶化。 　　由此看来环境威胁应属于“非军事化威胁”,不应使用武力来解决。在环境安全中，“军事力量不起主要作用”,在实现“经济福利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等目标时，“武力往往不是一种恰当的手段”.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明确指出“:不能用军事手段解决环境威胁”.但是在冷战结束后，仍有一些西方战略学家在进行军事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将防治环境威胁作为军队新的任务。对此，很多人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92年夏，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再次重申，环境恶化只是对国家与国际和平安全构成了“非军事”威胁，这一定性的目的是排除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 　　与其他安全概念相比，环境安全具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代际转移”性，即环境安全带来的效益或产生的成本可能在下几代、甚至几十代后才得以显现。环境危机的生成、作用和消除时间，比起政治、军事、经济安全来说都要长得多。因此，解决环境安全问题必须具有前瞻性，它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能否持续存在和发展，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环境安全这种时间上延续性的特点决定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