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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跨文化交际的心理认知 　　摘要： 文章探索了在中韩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从文化身份认知、文化移情到文化整合的心路历程。文化身份认知为文化移情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文化整合要求文化移情坚持适度原则。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 文化身份 文化移情 文化整合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跨文化交际活动也日益频繁、日益广泛。自上世纪末，韩国的大众文化就如潮水般涌入我国。它以韩剧为代表，在中国发展成为包括韩国电子产品、服装、化妆品、旅游和经济发展模式在内的一个相互影响和带动的循环体系。在人们接受、喜爱韩国文化的同时，韩国文化的来势汹汹，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忧。如何正确地对待韩国文化在中国的流行，也成了热议的话题。跨文化心理学认为，交际主体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循着同样的心路历程：文化身份认知、文化移情和文化整合。［1］（172）笔者即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中韩两国的跨文化交际过程。 　　 　　一、文化身份认知 　　 　　跨文化心理学认为交际主体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知是跨文化交际的第一步。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一个文化群体成员对其自身文化归属的认同感(cultural identification)，其特征由一种文化群体成员的所言、所行、所感表现出来。文化具有群体性的特点，属于同一文化群体的成员对自己的文化会有一种认同感，同一文化群体的成员因此具有同一文化身份。［2］（89）人类学家杰尔兹(C?Geertz，1973)认为，文化认同感具有感情色彩，人们对自己的群体文化和群体成员会产生亲近感。［1］（172） 　　中韩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与西方文化不同，作为同源文化的中国与韩国，有些事物或现象在两种文化中都存在或类似，如文化背景(文化感情色彩)，民族的心理因素、思维方式、审美和价值观念。中韩两国的跨文化交际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了。从汉字、民族服装到姓氏等方面，韩国都传承着中华文化。从三国时代到统一新罗、高丽时代，起源于中国的孔孟儒学，一直作用于韩国人的基本伦理、日常道德乃至国家的统治哲学领域。儒教是韩国社会价值观、伦理观的基础。在李朝时代儒教就被定为韩国的国教，形成了儒学化体制。受传统的农业生产条件限制和儒家礼教的影响，韩国人把修身、齐家、治国看作最高的理想和境界。几个世纪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支配着韩国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在人际关系领域，儒家思想仍然受到尊重。例如，对长辈、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女性对男性的遵从和依赖；注重面子，讲究形式等习惯。深层底蕴里蕴藏着许多共通或相似的文化内涵，这造就了两国极为相似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知识信仰，特别是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两国拥有许多相近的文化主题，在文化根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都存在着相通性。正是这种中韩文化的相通性，降低了文化差异导致的不确定性和焦虑，减少了跨文化交际的障碍，使中国人对韩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为文化移情的产生奠定了心理基础。 　　但是即便是同一文化群体中的成员，我们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异质性。［3］（74）随着全球性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和其所处环境的异质性进一步加剧，同源文化的差异也由此分化和显现出来，各民族独有的历史个性和精神气质在这种分化中变得更加独特、更具魅力。与千年前进入韩国的中国文化不同，如今进入中国已经是整合了东西方文化的具有韩国特色的韩国文化。一边是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经济发达，物质生活优越，年轻人时尚前卫；一边是传统家庭伦理习俗。他们借鉴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观点，将两个反差如此鲜明的东西，在韩国人的生活中融洽并存。而在中国，经过历史上各类运动的批判，儒家文化的影响正在逐渐消失，日常生活中那些还值得保留的儒家礼仪也所剩无几。西方文化的侵入，让中国丢失了一些优秀文化传统。韩国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中韩文化发展的这种差异，让中国人有了一个重新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看到了在文化交流中本国传统文化的流失，这也为文化移情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性。 　　 　　二、文化移情 　　 　　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文化移情的过程。文化移情（cultural empathy）是指交际主体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为了保证不同文化之间顺利沟通而进行的一种心理体验、感情位移和认知转换，即有意识地超越民族本土语言文化定势的心理束缚，站在另一种文化模式中进行思维的心理倾向。［4］（29）各民族文化都存在着自己的民族特质，具有丰富多彩的差异性，因此，文化移情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 　　在跨文化交际情境下，文化移情决定交际主体选择以何种方式将信息传递给对方，并在何种意义范畴内解释信息内容。［1］（173）中韩两国的文化移情，首先在韩剧上找到了切入点。位于“韩流”最前沿的韩剧，虽